Page 67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五中全会公报： “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
体。” 这个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制度性话语权，“旨在统合全球与本土改革发展的双重语境，
〔 ６〕
确立和完善本土治理的话语体系”。 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法治体系以及国
〔 ７〕
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将成为中国本土治理话语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并推动
新时代制度性话语权体系的最终建成。然而这个新时代制度性话语体系所对应的全球语
境，仍然是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暴露出来的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
的价值逻辑在 ２１ 世纪的全球治理危机中难以自圆其说，主要体现为自由主义民主的先验
性与治理危机的现实性难以统合、内部改革的桎梏与后现代主义的双重 ‘迷思’、自由主
义民主在国际冲突中的幕后推手。” 这种全球与本土双重维度之间相互交织、胶着的趋向
〔 ８〕
和结局，对中国在 ２１ 世纪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话语体系提出了新的诉求，赋予中国新
时代制度性话语体系以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并促使中国新时代制度性话语体系获得了存在
和完善的基本维度。中国本土治理模式的形成和定型，需要从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实际出
发，能够容纳现阶段复杂的环境变革，唯有真正认知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才能真正构筑起本土治理的话语体系、丰富和完善本土治理的话语内容，确立和建成具有
中国本土治理特色的新时代制度性话语权。新时代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需要吸取人类优
秀文明的积极成果，倡导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思维理念，反对和抵制强权政治和霸权主
义，建立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国际新秩序。新时代制度性话语权建设既离不开社会主义
法治保障，也离不开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二者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本土治理话语体系的理
念准绳。无论是新时代的全球治理语境，抑或是新时代的本土治理语境，都离不开契合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话语体系，都需要围绕治理模式、价值理念与风险防控机制去展开，
都需要统合全球要素、立足本土改革发展的实践动态，构筑起一种统合全球与本土双重语
境的治理话语体系。中国和平崛起的实际效果和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彻底粉碎了某
些西方国家 “历史终结”的奇谈怪论，向世界人民昭示不同肤色、不同语系、不同民族、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人民都有权自己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世界各国不同文明之间
应当开展交流互鉴，形成更加广泛的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价值共识。
（四）中国需要提高新时代人权保障话语权。人权本质的 “互利性”和 “互鉴性”，
是促进全球人权治理的重要原则，互惠互利是实现人权发展的原动力；唯有共赢共享，才
能持续共同进步。中国是一个具有 １４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人权保障最根本、最主要的
任务，是实现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构建新时代的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必须以中国国情实
际和人权保障实践为出发点。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下和未来
的人权发展事业，既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实际和人权保障状况，又要符合世界人权发展的基
本方向，以便于中国能够在全球人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权
话语体系逐渐形成和定型，人权事业取得了令人惊羡的业绩，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国际人权概念从肇始就具有反思的功能。新时代国际人权话语体系，不仅继承
了人权话语本身固有的反思功能，而且注意表达在新时代语境下的现实主义关怀，为世界
人权发展从实践上指明方向。因而新时代国际人权话语同时还具有重要的批判功能，爱好
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可以通过新时代人权话语语境，揭露和批驳西方人权话语的虚伪性、欺
骗性和人权保护双重标准，在更大限度上实现国际人权的多元化目标。国际人权治理的基
本前提和根本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由霸权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和武装冲
突，本质上是对世界人权的最大亵渎和最大威胁。中国始终是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力
量，近年来为推动伊核、朝核、叙利亚等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是始终不渝地维护世界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人权主体的平等性和整体性，历来
６ · ·
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