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5 - 《党政研究》2020年第1期

国家认同政策大多是一种政治文化的调整，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化解国家认同危机。共
同体不是原生的，是个体不断权衡的结果。相应地，对共同体的认同也存在妥协与调和的
色彩。“在民主法制国的范围内，多样的生活形式可以平等相处，但这种生活形式必须重
叠于一个共同体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又必须不拒绝来自新生活形式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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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主义原则与国家中立原则作为一种文化政策调整主张通过平衡多元文化来维系政治共
同体纽带。就普遍主义而言，政治身份可以统摄多元身份，比如哈贝马斯对欧洲移民持支
持态度，主张一种世界公民身份，这一定程度上出于制度认同的理想性。自由主义的国家
认同实质上是以政治文化来统摄多元文化，以一种理性商谈的形式保障审慎主张文化的形
成与发展，这其实是以一种形式的普遍性来包容多元异质性文化。
但是，政治秩序替代心灵秩序的现实操作的可能性较低。自由主义坚持对具有争议的
善保持中立，这意味着政府首先要判断可能存在的关于善的争议，并且判断争议中存在多
种合理善，在此基础之上才能保持中立。在现实中，价值本身的判断具有困难性。中立性
原则不是价值无涉，这首先需要进行价值判断，这本身就基于一种价值判断，比如：美国
有很多因其在进行价值评判时难以保持中立而存在争议的司法判决，移民政策区别对待与
其普遍性原则的矛盾，族群政策价值标准混乱加重价值的分化倾向等，这是因为很多时候
很难把政治价值与道德、宗教价值完全区分开来。同时，中立状态也是很难保持的。价值
中立不是不进行价值判断，而是事先不能进行价值判断，要求一个公正的不能参与价值争
论的裁决者，这在现实之中难以实现。
（二）民主商谈的现实对话性与不健全性
自由主义的制度认同的形成机制是民主商谈，具有现实对话性。认同的前提是承认，
承认离不开理解，而理解则需要对话。自由主义主张民主商谈以达成制度认同，这符合人
的心理活动。民主商谈意味着公共空间讨论机制的建立，所有公民都拥有对话的权利，都
有表达的空间。多元的社会之中，大多数人都是不同的，多样性普遍存在，人们需要对
话，需要理解。自由主义试图给予人们这样一个机会：在跨文化的对话中，人们都试图去
理解对方。１９７５ 年的 《詹姆斯与北魁北克协议》便体现了双方协商代表对话的基础之上
尝试理解双方，加深理解，尝试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差异。
但是，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协商机制不够健全，难以产生真正的制度认同。自由主义
对于一场对话的准入机制、场所、规则、结果都没有定论，不健全的机制难免不受把控，
其路径不受控制，不可避免地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民主商谈是一把双刃剑，完善的对话
机制能够产生较好的结果，而有纰漏的机制也有可能催生不良后果。理性的商谈能够使得
商谈者之间互相理解，宽容多元文化，缓和冲突，稳定社会秩序，提升公民的归属感。而
不健全的民主商谈极有可能会忽视少数群体。首先，少数群体难以参与对话之中。少数群
体不能参与很多专业与要求过高的对话，亦或是很多讨论不向某些群体开放。其次，少数
群体在对话之中处于弱势地位。少数群体在对话中的理解力、接受力、表达力都会影响其
对话结果。最后，少数群体处于弱势地位，尤其在数量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少数群
体的意见难以在对话结果中产生较大影响。
（三）公民身份的现实统摄作用与武断性
公民身份提供了政治层面的平等，具有一定的统摄力。政治上的平等为其他不平等身
份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政治权利的平等缓解了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加拿大地区印第安部
落逐步教化法案》于 １８５７ 年颁布，主张以教化的方式来使土著居民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但是这种改造未经土著居民的同意。这种未把土著居民一视同仁，把所有人当作公民平等

对待的方式没有真正使加拿大地区印第安部落对英国在此地的政权产生认同。相反，１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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