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党政研究2019年第5期

政治控制与经济侵略，这一得到全国各个爱国政治派别拥护的政治主张，显而易见地把新
中国和试图遏制她的帝国主义力量对立起来。对于新兴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帝国主义可
能对新政权采取的遏制和敌视的政策，开国者们是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的。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清醒地指出，“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
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而不久之后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
的发布和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件，则很快印证了这一判断，促使新兴的共和国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采取了 “一边倒”的外交和国际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制订，
〔 ２〕
完全是在当时的新兴民族国家兴起和东西方阵营对立这两大国际环境约束的大格局下所必
须也必然作出的历史选择。
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的历史过程中，帝国主义表现出看似矛盾的国际交往逻辑。当中
国人处于封闭的落后的状态的时候，西方列强从占有市场和掠夺资源的目的出发希望中国
结束闭关锁国而开放门户，而且不惜以炮舰与暴力作为敲开中国门户的手段。然而，当新
兴的独立的以民族复兴为号召的人民共和国希望以世界民族之平等成员的身份，与各国建
立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交往关系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关锁门户，对中
国实施历史上最为严格的封锁禁运，试图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人为地割裂开来。
这个前后矛盾的帝国主义国际交往逻辑具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就是希望中国永久性
地成为他们控制的政治上的殖民地、工业原料的来源地和工业品的倾销市场，如果不能实
现这一目标，则不惜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而作为冷战思维的重要产物，巴黎统筹
委员会 就充当了这一角色，这个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各参与国都讳莫如深的组织，对
①
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封锁的时间之长、封锁禁运条件之苛刻严酷、参与的西方国家之多，都
是空前的。
实际上，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是准备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外交和经济关系的。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政府公告指出：本政
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
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强调：“我们是愿
〔 ３〕
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
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
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
意”。
〔 ４〕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就准备对苏贸易条约等问题致电中共中
央，电文中毛泽东指出，“波兰、捷克、德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似此，除苏联外又有这
三个国家即将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
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
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
计算” 。１９５６ 年，当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时，毛泽东赞成说：
〔 ５〕
“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等等，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 ６〕
对新中国实施的封锁禁运政策，就其实施效果而言，与巴黎统筹委员会当年的预期存

① 巴黎统筹委员会正式成立于 １９４９年 １１月，１９５３年 ３月对中国实施禁运措施的国家多达 ４５个，在限制最严的时
期，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禁运货单所包括的商品目录几乎占到全世界国际贸易商品项目的一半，对中国的禁
运甚至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禁运还要严厉。参见董志凯：《应对经济封锁———新中国历史一幕》，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１７，第 ７、１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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