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党政研究2019年第3期

贫困、控制跨国疾病传播和促进全球经济合作等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因而联合国在
“发展问题”上的体制机制改革目标，必须与时俱进地覆盖全球化进程，推动世界朝着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方向发展。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３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３４ 次会议，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载入了 “在所有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及文
化权利问题”决议和 “粮食权”决议，标志着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由中国政府提出
的理念，被联合国正式接纳为全球经济社会治理总的指导思想。联合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接受，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政府对包括 “全球化治理”在内的相关倡议的正确性和生命
力，为联合国体制机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共同体的最高层次，可以
说通过联合国体制改革打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 “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
有机结合和质的升华。“利益共同体”和 “责任共同体”一旦建立起来，联合国就能够实
现以 《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法律效力的全面升级。
（二）共同制定国际规则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关键措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组织，以 《联合国宪章》为标志的国际规
则，成为 ２０ 世纪国际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以 “联合国”为主体的治理框架，涵盖了包
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机构。尽管这个框架
结构并不完善也不完美，在过去几十年里，世界不断地发生 “热战” “冷战”和 “贸易
战”。但是它却为原本就不太平的世界，赢得了一个难得的 “和平与发展”时期。学术理
论界通常论及的制度性话语权，是指通过规则、制度和程序的运行机制，确立一个国家在
国际组织、国际政策和国际事务方面的发言资格与权力。制度性话语权一旦形成，便具有
持续的效力，标志着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力和领导力。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
国家，正是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科技优势，垄断和掌控了国际规则和国际政策的制定
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基本的政治话语权，始终游离在制定国际规则的边缘地带。当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西方国家从资本主义贪婪的本性出发，对国际规则采
取实用主义态度，动辄以本国利益受损为借口，在国际社会肆意推行 “单边主义”“孤立
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频频向广大不发达国家转移国内尖锐矛盾。全球化治理的法治
背景是 《发展权利宣言》。《发展权利宣言》规定发展权利是公民的一项神圣的、不可剥
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所有国家公民的一项特有权利。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
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
权宣言》所宣示的法治精髓是完全一致的。譬如，《论语》所载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警句，早在 １８ 世纪末就被载入法国 《人权宣言》；联合国将其作为官员们的 “座右
铭”，镌刻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大厅的墙壁上。 当然当下的国际社会和国际规则，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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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再譬如，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美国，就单纯从自身利益出发，逆世界
历史潮流而动，要求退出联合国有关组织和对自身不利的国际规则，试图另搞一套限制他
国发展的 “游戏规则”。多数发展中国家不畏美国强权政治的胁迫和威胁，挺身而出要求
维护来之不易的国际新秩序。一系列新的全球治理机制、治理规则的建立，为发展中国家
实现与发达国家对话，共同推进全球化治理构筑了沟通的平台，提供了全球化治理的新模
式。诚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指出，国际规则不应当谁的胳膊粗、谁的力气大，就由谁
说了算。 更不能把国际规则视为儿戏， “合则用、不合则弃”，在全球搞 “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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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标准”。无论哪个国家随意抛弃国际规则，搞 “实用主义”“双重标准”都是不得人
心的，绝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 “赢家”，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损人害己。尽管现行国际规则
体系有诸多不完善、不尽人意的地方，确实需要各国抛弃前嫌共同商量改进，但是绝对不
能够粗暴地、简单地一弃了之。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大家和舟共济共同制定国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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