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9 - 党政研究2019年第3期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提出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公共治理领域，
它已经成为分析公共事务问题的重要工具，影响了众多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农民工家庭化
迁移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综合问题，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行动情境要素为解读该问题
提供了新的视角，七组内部变量构筑的复杂且多样的行动情境为动态展示农民工家庭迁移
构建了 “舞台”，不仅有助于描述与解释农民工及其家庭的行动选择和生存状态，而且有
助于更好认识为何农民工难以实现家庭化迁移。

二、制度安排下的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行动情境

（一）“流”与 “留”的农村行动情境
在农村行动情境中，农民及家庭呈现两种样态：“流”与 “留”，一方面，农民不得
不离土离乡向外流动，另一方面，农民家庭结构发生异化，家庭成员处于离散状态，形成
大量留守家庭。农民在乡城间的流动并不自由，弱势的农业与城乡的巨大差异改变着生计
资本脆弱的农民家庭的家庭策略，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但滞后的城镇化和社会性别分工
使得农民家庭不得不将家庭劳动力分配于城乡不同的生产部门来实现收入最大化与经济风
险最小化，但客观形成非家庭化迁移，即个人外出务工，“务工者”与 “留守者”分居于
城乡两个空间，这是农民家庭策略的选择，更是农民对非均衡制度安排的 “服从”。
〔 １６〕
（二）“离”与 “合”的城市行动情境
在城市行动情境中，农民工不得不处于 “离”与 “合”的生存状态，一方面农民工
与其他家庭成员分居城乡两个空间，过着分开的共同生活，另一方面暂时团聚的流动家庭
处于 “颠沛流离”状态，常常面临离散的威胁。农民被城镇化带入社会化大分工，但城
市的制度性排斥造成他们市民化受阻，他们在社会权利、社会角色、行为模式、社会制度
等方面未完成市民化，处于一种 “非乡非城”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
被制度性分离， 他们在城市 “再组建”家庭面临重重困难，而农民工 “半市民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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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状态也使得流动家庭时刻处于不稳定状态，进一步增加了农民工的弱势性和家庭化迁移
的难度。
〔 １８〕
三、农村行动情境下的选择：个人外出务工

（一）城乡差距下的由农转工
容许行为主要是指处于特定位置的参与者在过程的不同阶段所可能做出的行动选
择 ，受外生变量的制约，行动者在行动情境中必须从众多容许行为中进行选择，这个
〔 １９〕
选择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被迫的。 选择规则规定从
〔 ２０〕
属于身份的一系列行为的集合，包括处于特定身份的行动者必须、可以和不准采取的行
动。 在行动情境中，行动者的 “容许行为”受到 “选择规则”的影响，他们行动选
〔 ２１〕〔 ２２〕
择的范围是受到客观环境和制度的限制。农业增收难迫使农民不得不选择 “由农转工”，
虽然农民不想离开土地、不想 “抛妻弃子”，国家的劳动力转移政策以及城乡巨大差距等
“外生变量”将他们 “推出”传统农业，面对工农业的巨大差距和家庭生计困难，农民可
选择的 “容许行为”只有一条：离开土地。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民的理想生活，不到万不得已农民是不愿
意背井离乡的，但是农业比较收益降低使得农民不得不改变选择，而城乡的巨大差距使得
他们的 “容许行为”只能是 “走出去”，这是大部分农民家庭的无奈选择。虽然土地包产
到户，集体、国家都不用交，打多少都是自己的，但现实情况却不乐观，人多地少、增产
不增收，农业投入难以实现劳动力的价值，依靠土地增加收入越发乏力。虽然国家出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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