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4 - 党政研究2019年第3期

条件，家庭生计面临危险，他们又不得不返城，重复着 “农村———城市———农村”的循
环，难以实现家庭化迁移。
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向往城市生活，他们希望通过城市务工告别农村生
活，但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们很难在城市真正扎根，但又不愿回到农村过着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离土离乡的务工生活已经淡化了他们的乡土情结，他们已经
不适应那里的生活。他们无法落脚城市，却不得不 “逃离”农村，家乡所在地的县城、
乡镇是他们进城失败后的第一选择。近些年来，不少农民工选择在家乡所在地的县城买
房，相比较农村老家和居无定所的城市，县城算是不错的选择，在这里可以享受到比农村
更好的基础设施，子女教育也有保障，生活成本相较大城市低许多。但这些农民工们多数
在县城 “留不下”，真正留在县城还是家里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县城比农村花销大，但
务工机会少，这里没有他们的工作，也没有他们的社会福利，只有他们的房子，他们不得
不继续在外务工还房贷。农民超出就业机会的进入城镇，但却不能通过在城镇务工来维持
在当地生活，这不仅会降低农民的生活质量，更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 没有人支撑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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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是不稳定的城镇化，仅仅是 “空心化”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仅仅是留守家庭从农
村转移到城镇。

五、不自由的选择：家庭化迁移之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非均衡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工很难实现家庭化迁移。一方
面，在农村行动情境下，个人外出务工是农民的不自由选择。在制度与政策的影响下，农
民被赋予的 “容许行为”是 “由农转工”，虽然身份的多重性和个体属性的不同让少数人
选择了 “务农”，但基于 “收益与成本”的考量，“留下来”的 “潜在结果”让大部分农
民不得不离土离乡，而 “机会价值”和 “控制力”的不均衡分配让他们只能选择非家庭
化迁移，如此不自由的行动选择造成农民家庭结构发生异化，妇女与子女不得不与丈夫
“隔岸守望”，家庭处于离散状态。另一方面，“半市民化”是农民工在城市行动情境中的
不自由选择。在城市偏向的政策安排下，迈过城乡边界的农民工要实现身份转变困难重
重，在城市二元结构中，以户籍为核心的各种规则让农民工 “进”易 “留”难，实现家
庭化迁移更非易事，对土地的 “眷恋”和城市对农民工的 “排斥”带来的 “潜在结果”
让他们选择将农村作为最后的归宿，但现实的 “进退两难”使得他们的 “容许行为”只
能是以 “半市民化”状态在城乡间徘徊，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举步维艰。
毋庸置疑，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一方面为城市发展提
供的原动力，加速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调整了农村的
就业结构，提高农村劳动力生产率，实现农民收入多元化，缓解农村贫困问题，逐步缩小
了城乡以及地区间差距。但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带来的问题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农民工家
庭化迁移已成为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劳动力的分散流动与生产使得农民家庭处
于离散状态，因打工和留守导致农民家庭成员长期分离、散住异地，家庭被分隔在城乡两
个社会空间，家庭成员也被分隔为务工者与留守者。城市发展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却阻
碍甚至排斥农民工融入城市，农民工在工作、生活、社交等多方面在城市被边缘化、受到
社会排斥，只能成为 “两栖人”，农民工家庭变得极为不稳定，它或跟随农民工进城成为
“颠沛流离”的流动家庭，或与农民工分离成为 “孤独”的留守家庭。在城镇化进程中，
必须关注农民工家庭化迁移问题，这不仅关系着亿万农民及其背后家庭的体面劳动与幸福
生活，而且关系着社会的安定有序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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