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0 - 党政研究2019年第3期

系列惠农政策，但往往是国家给多少、农民增收多少，无法产生放大效应，种地收入增长
缓慢；而大机械生产的推广，使得种地变得相对轻松，农作的季节性使得农民有了较多的
闲暇时间，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必然要寻找新的谋生出路。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
发展需要大批劳动力支撑，国家逐步放松人口流动的管制，大量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
移，农业收入与务工收入的巨大差距激起农户的 “欲望”。来自城市和农村的推力与拉力
将大批农民从 “耕地”带到 “工地”、从 “农村”推向 “城市”，种地已经是副业，打工
成为 “主业”，“亦工亦农”是他们的新身份。
（二）留乡困境下的无奈选择
潜在结果是指 “行动者的行动可能带来的结果” ，而范围规则则确定着在行动情
〔 ２３〕
境内可能出现的结果的集合， 在稳定的行动情境中，一定的行动会产生一定的结果，这
〔 ２４〕
一结果带来的收益与成本会影响甚至改变行动者的选择，因为收益与成本是行动和结果的
重要激励及阻碍要素。 就近务工与外出务工给农村家庭带来的潜在结果是不同的，机会
〔 ２５〕
少 ＶＳ 机会多、收入少 ＶＳ 收入高、固守乡土 ＶＳ 离乡背土、家庭团聚 ＶＳ 家庭离散，就近
务工虽然实现了家庭团聚，但机会少且收入低，外出务工虽然造成家庭离散，但机会多且
收入高，这是两种行动情境中务工可能出现的结果集合，多数农民家庭会基于收益与成本
来考量潜在结果，收入带来的正效应超过家庭离散带来的负效应，经济回报处于更重要的
地位，而由于务工而产生的事实结果———家庭离散，则处于次要地位，因此 “离土离乡”
外出务工成为农民家庭 “综合评估”后的现实选择。
在家门口打工是每个农民的愿望，农村城镇化和乡镇企业是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的 “不二法门”，但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并不能满足农民就地转
移的需求，大部分农民仍选择跨地区流动，在本地务工的数量不多。乡镇企业是农村城镇
化的直接动力，但如今的吸纳能力却日趋弱化。据统计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乡镇企业吸
纳了 １ 亿左右的农民就业，年均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达 ６００ 多万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 ２６〕
面对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乡镇企业遇到很大困难，增速大幅减缓，
“从 １９９１ 年到 ２０１１ 年乡镇企业年均增长数量仅为 ４４． ５３ 万个，年均新增就业人员仅为
３１３． ２ 万人，而从 １９９６ 年开始乡镇企业就业人员就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 ，乡镇企业
〔 ２７〕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的薄弱日益凸显，经济效益不佳，吸纳劳动力的
能力明显下降，大批乡镇企业逐渐衰弱、倒闭。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受到很大限制，不得
不选择 “离乡又离土”的跨地区流动。
农村城镇化是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减少农民离乡离土外出务工的重要途径。近些
年，各级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农村城镇
化建设的关注点多在盖房子、土地流转，这步了城市的后尘，缺乏对人的城镇化和社区化
的关注，让农民上了楼、进了城，却留不下、住不稳，没有人的城镇化是伪城镇化，没有
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是留不住农民的。对于多数农民来说 “立业”是第一位，“安家”是第
二位，但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往往顾此失彼、本末倒置，没有充分考虑农
村、农民的利益，无法为农民提供就近务工的机会和途径，没有 “乐业”怎能 “安家”？
（三）“孱弱”控制力下的个人迁移
控制力是指行动者对决策的控制能力， “在行动情境内，个体的 ‘势力’等于机会
〔 ２８〕
价值与对决策的控制力的乘积。所以，如果机会价值非常小，个体即使对决策过程有绝对
控制权，也只能拥有较小的势力。机会价值和控制力不一定在行动者之间平均分配，个体
一般情况下享有不同程度的势力” 。而聚合规则则决定了处于某一身份状态下的行动者
〔 ２９〕
在某一节点对行动选择的控制水平， 行动者的身份状态和机会价值会改变其对行动及结
〔 ３０〕
２ · ·
１ 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