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2 - 党政研究2019年第3期

边界规则影响着行动者的数量、特性和资源，以及他们能否自由进入和他们离开时所
面临的条件，而身份规则则规定行动情境中身份的种类与数量，这包括特定身份所具备的
资源、机会、偏好和责任，二者常被用来确定不同身份之间的关系。 边界规则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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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将行动者、身份以及行为密切联系起来，受到行动情境中身份的种类、数量以及资源
等限制，行动者跨越行动情境、改变身份并非易事，不仅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与标准，更要
付出一定的费用。一纸户籍不仅将农民排斥于城市体制之外，更将农民家庭分隔于城乡两
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民跨越城乡边界面临严格的 “身份规则”和 “边界规则”，
农民工虽然跨越了城乡的地域边界，但其身份却难以逾越城乡的制度边界，家庭化迁移面
临重重困难。
２０００ 年后伴随着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国家开始逐步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不合
理政策，并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条件。但从实际执行来看，很多地
方并没有完全按照国家政策落实到位，各自都有自己的 “盘算”，不少城市对于农民落户
城镇的限制依然在执行，有些城市每年控制落户总量，而有些地方仅仅鼓励本地农民落
户，严格控制外来人口的迁入。偿付规则影响的是能把特定行动和结果结合起来的收益与
成本，它们还进而能建立行动的激励和障碍条件，它决定着行为选择形成的后果所带来的
回报与制裁， 城市政府是城镇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决策者，“理性经济人”的身份使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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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遵循偿付规则进行决策，农民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往往只从城市资源承载能力、农
民工市民化的公共财政支出的角度考虑，却 “有意无意”忽视农民工的贡献和农民工家
庭化迁移的现实困难。家庭化迁移是建立在个体迁移的基础上，从个人迁移到夫妻迁移再
到家庭整体迁移，农民工市民化是家庭迁移的前提，如果连农民工个体都无法实现身份转
变、无法真正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无法获得安居之所，家庭迁移更是难上加难。
（二）城市排斥下的 “半市民化”
边界规则与身份规则造成行动者的身份差异，不同身份的行动者在行动情境的 “容许
行为”是不同的，行动者同时受到可获得的信息和对决策控制力的影响，而由此产生的潜
在结果将改变行动者的行动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收益与成本是重要的激励和阻碍要素。城
乡二元结构虽然松动，但城乡制度界限并未消失，城乡居民的户籍权利无法实现平等，非
均衡的城镇化使得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又逐渐内生出城市二元结构，构筑起新的制度边界。
农民工 “脱去”农民身份却滞留在 “半市民化”状态，他们付出艰难与辛苦却遭受城市
的排斥与歧视，就业限制、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等使得农民工在城市 “进”易 “留”难，
很难具备在城市 “再组建”家庭的控制力。
一方面，面临就业限制与歧视。在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务工常常受到不平
等的待遇，他们的 “容许行为”是栖身于 “二级劳动力市场”，难以实现真正的 “乐业”。
在城市，不少农民工的工作岗位是受到限制的，多是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这极大限制了
农民工的就业范围。而就业歧视所导致的农民工权益受损更是屡见不鲜。农民工不怕苦、
不怕累，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却常常面对各种权益侵害与歧视，然而不少农民工不懂法，甚
至明知权益受损，却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挣钱养家的责任以及边缘化的社会地位抑制了
农民工反抗不公待遇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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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享受不到均等的公共服务。在城市二元结构下，农民工享受不到均等的公
共服务，高额的城市生活成本带来的 “潜在结果”使得多数农民工选择 “流”而不
“留”。不少农民工已在城市务工多年，但二元户籍下农民身份仍未发生根本变化，由于
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制度化身份，农民工很难享受平等的市民待遇，城市公共资源
往往优先为城市居民享受。对于不少在城市打拼多年的农民工家庭，子女上学和住房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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