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9 - 《社会》2026年第2期

社会·2026·2

落实在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上。 在这方面，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人员需要
有“自觉”意识，也就是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问题。
1981 年 2 月 16 日，晏升东邀请吴文藻在 5 月份前往南开大学为社
会学专业班授课（ RJB22）。 吴文藻接受了邀请，计划讲授功能派人类学
的理论。 他为此重读了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将其作为把功能论应用到中
国农村社会实地调查的案例。 他还专门查阅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和
人类学的课程目录与教授名单，以作为中国重建社会学的参考，又重新
阅读了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 的著作。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他
认真撰写了赴南开讲课的讲稿大纲。 133
1981 年 12 月 23 日， 吴文藻在参加社会学会理事会的分组讨论会
时提出，在中国社会学的建设过程中，要加强对于“知识社会学”和“认
识 人 类 学 ”等 方面 内 容 的 介 绍 ，建 议“在 社 会 学 概 论 中 是 否 考 虑 添 一
章，以便发扬调查人员的自觉能动性”（RJB23）。 这里的“添一章”指的
是增加“知识社会学”和“认识人类学”的内容，但目的却是“ 发扬调查
人员的自觉能动性”。 这意味着，引入知识社会学的目的在于，对中国
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有反思性的认识，以提高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的
知识方面的学科自觉性。 此种对于学科自觉的强调虽然不能与后来费
孝通所提出的“文化自觉说”直接联系起来，但的确可以说是当年“社
会学中国化”的发展，同时也是“文化自觉说”的先声。 吴文藻在此提出
的“自觉”，很明显是通过知识社会学的训练，帮助实地研究者反思和
认识自己所使用的方法和所做的田野研究，并由此反思这一学科及其
所生产的知识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 这与费孝通（2002：360）后来所说
文化自觉是“ 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
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在思考结构上有
着类似之处。
1984 年年初，吴文藻应人类学会的要求，计划写作一篇主题为“什
么是中国式人类学”的文章。 吴文藻在初稿中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
关系，后来又对“中国式”有了进一步的思考，认为这篇文章应该集中在
“中国特色”方面，遂准备通篇修改。 134 这一文章的写作有着更为长远的
133. 不过， 后来由于身体原因， 在潘乃谷的反复劝说下， 吴文藻 取消了 南开的 行程
[RJ19810406、0408（RJB22）]。
134. 不过，由于健康原因，本文并未完成。

· 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