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0 - 《社会》2026年第1期

士绅群体与中国现代工业的创生：以清末萍乡煤矿的兴建为例

均被官局收购（陈旭麓等，2016a：902）。 随后不久，铁厂在官局的基础上
成立了萍乡等处煤矿总局 （简称萍矿总局）， 聘用德国人赖伦（Leinung
Gustav）为总矿师，引入西方机器和生产技术对萍乡煤矿进行开发。 就
萍乡煤矿整体的发展史而言， 此次开发可以说是一次在广泰福经营基
础上的再开发，资本、生产规模和技术方面都发生了飞跃，真正地在萍
乡地方建立了大型工业企业。
开发主体从广泰福商号到萍矿总局的转换值得详细分析。 表面上
看，广泰福似乎在与官局的激烈竞争中败北而出的，萍矿总局成立的过
程更像是外来势力最终获胜并实现对地区煤炭经营的垄断。 然而，一些
更为微观的史料证明了此种理解的偏颇。 盛宣怀等人其实一直在避免
与广泰福商号的竞争，两方签订的合同中有“虽是两局，实为一家”的说
法，并约定彼此不得私增煤价、再添毗连焦炉、加价煤船水脚， 亦不能
争购煤炭（陈旭麓等，2016a：267-268）。 在后续办矿过程中，官局负责人
卢洪昶与商号负责人文廷钧在买山等问题上发生冲突， 盛宣怀得知之
后，立即派张赞宸（即后来的萍乡煤矿总办）赴萍调查并调停。张赞宸在
调停纠纷之后甚至出资对广泰福进行了援助， 即从铁厂拨给官局的三
万两经费中拿出一万两先行支垫给了广泰福， 以帮助其解决资金链的
问题（陈旭麓等，2016a：649-650）。 换言之，铁厂一面继续着官商分办之
策，另一面又在极度小心地维系着与广泰福的关系。 那么，铁厂方面为
何在决定自办后仍然维系与广泰福的合作呢？
洋务官僚们的行动至少包含两层考虑： 第一， 当时萍乡煤矿并没
有完全一体化，如果与广泰福完全变成商业竞争关系，可能会“彼此加
价征购煤斤”而导致萍乡窿户、厂户加价销售，垄断居奇。 如果两方关
系更加恶化，广泰福这个特殊的承包商甚至可能将煤炭直接销往他处
而“坐视铁厂无焦”，有意恶化铁厂的燃料供给情况（陈旭麓等，2016a：
229-230）。 此外，铁厂工作人员许寅清的信中透露了另一种更深层次
的考虑。
窃查萍民愚悍，马克斯赴萍之役，已见一斑。 此番大举采
炼，非得绅耆之力，不能相与有成。 广泰福势虽支绌，究属萍
绅，似宜稍加体恤，无使相隅，不与合办，必与明定章程，有相
资而无相扰，庶免掣肘之虞，而有同舟之义。
（陈旭麓等，2016a：246-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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