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1 - 《社会》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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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5·5
结合中国“医疗不平等”的背景，本文有助于反思医疗资源均等化的制
度逻辑。 中国的医联体政策是在特殊的“医疗—国家”的互动关系中塑
造的，而医疗层级结构的形成与“行政型市场化”（顾昕，2011）的医疗
体制改革密切相关。 医疗体制改革促使地方政府角色转变，从而造就
了医疗单位行为逻辑的二元性：一方面公立医院需要自负盈亏，另一
方面政府对医疗领域持续垄断（姚泽麟，2016）。 在医疗资源整合的过
程中，维持医疗等级结构的制度关系，即公立医院同时参与以绩效为
导向的市场竞争和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形式并未改变。 当单一医院变为
多家医院、基层医院变为三级医院的附属时，不同层次的医生需要直
面等级差异带来的冲突。 因此，医疗资源整合不仅涉及知识技能、诊疗
行为和病人群体的转移，而且是国家、医疗单位、医生和知识之间关系
张力的再现。
本文强调“组织—专业”互动是制度分析的重要视角，当组织条件
改变时，医疗系统内的这种制度张力便会以知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医疗
知识的转移就将面临困难。 长期以来，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医生的
非规范执业行为被理解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后果（高春亮等，2009；姚泽
麟，2017b），既有研究并未充分探讨医疗体系运行的两个重要方面。 一
方面，医疗行业具有相对自主性，知识逻辑深刻塑造了医疗等级体系，
且医生并非无能动性的个体，但组织运作超出制度预期，不一定是因为
医生基于临床自主权进行反抗，更可能是制度设计、组织结构和职业知
识系统共谋的结果，其中，医疗行动者不断地在政策提供的“可能性空
间”做出新反应。 例如，组织联盟实际上进一步肯定了上级医院的优势
地位， 上下级医院转诊渠道的畅通开拓了基层病人接触三甲医院专家
的通道，上级医院的医生对基层进行知识改造并重新调节病患市场。 在
组织逻辑和专业逻辑的深层互动中，资源均等化的政策预期逐渐被“规
范化的职业诉求”“规避风险的知识逻辑”所吸纳，并转化为上级医院主
导的知识结构。本文重新审视“国家—医疗”中的权力关系，尝试从实践
角度揭示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复杂困境。
另一方面，制度因素本身并不单独起作用，制度条件只有和医疗实
践情境紧密结合，才会引发诸多非预期后果。 本文的案例发生在“县级
医院”和“市级医院”结成的“紧密型”医疗联盟关系中，这只是医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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