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3 - 《社会》2025年第5期

社会·2025·5

签订契约（Demos，2000：70）。 韦伯（2021：112）概括了行会与学徒制中的
基本关系，即行会控制行业参与者的数量、服务和产品标准，争取行业
垄断，与外部力量斗争，而师傅与学徒与其说是一种关系，毋宁说是一
种阶段性身份，学徒阶段是进入行业（行会）的预备期，因此学徒期内的

劳动具有技能习得和义务劳动的双重特征。 综合以上两种说法可见，学
徒期是工人进入行业垄断组织之前的准备阶段， 其间的技能培训以师
徒的人身依附为载体，双方形成了一种类似雇佣的关系。
关于 中国 近 代 劳 动 组 织 的历 史 研 究 突出 呈 现 了 学 徒 制 的 人 际 特
征。 一方面，手工业和商业组织中出现了具有剥削性质的雇佣关系，在
本土工商业组织受到经济冲击的情况下，劳工阶层所遭受的剥削表现为
学徒工待遇不断滑坡，越来越无法真正在学徒期内学习劳动技能，沦为
辗转谋生的临时工 （彭南生，2003：200），“学徒制” 名存实亡。 另一方
面，与西方经典社会理论视域中的学徒制不同，中国的师徒关系具有更
强的“宗法性”，即师徒之间倾向于拟制传统社会的宗法关系：师傅视学
徒如家人，与之共同起居，同时，二者之间产生如同家人的伦理责任。一
言以蔽之，即“师徒如父子”。 社会史研究者认为，这一倾向强化了师徒
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 是近代中国相关产业出现劳动剥削的原因之一
（王星，2016）。 宗法性带来了师傅和学徒之间不清晰的责任边界，似乎
给行会剥削预备入行的人员提供了沃土。
正是因为被师傅视如家人， 适用家中长辈对晚辈的伦理要求，所
以学徒在家务劳动方面承担着近乎无限的责任。 这些责任看起来与具
体行业的技能传授毫无联系，仿佛师傅只是借助技能传授制造了权力
关系，从而将学徒转化为家中的长工。 这样看来，中国师徒制的宗法
性似乎是一层强化学徒制剥削属性的权力结构，与欧美的学徒制并无
本质差别。 然而， 虽然我们可以在近代的技能传授过程中找到剥削现
象，但宗法性在手工业、商业和曲艺行业中的分布并不均匀。概括而言，
在工场手工业的生产过程中，劳动技能被细分为多个环节，学徒在细分
后的岗位上技能收获甚微，并不能成为行业的熟练工。 近代企业利用这
种方式大量使用学徒工来完成技能门槛低的生产环节， 此时的学徒工
虽然也签订学徒契约，但是在学徒期内既无实质的技能学习，也无共同
起居的拟制家人伦理。 决定这种剥削方式的因素主要是生产技术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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