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7 - 《社会》2025年第5期

社会·2025·5

己及人”“将心比心”的道德实践对关系运作的深层塑造；其二，从“结
构分析”转向“行动者视角”，超越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的二元划分，
聚焦于行动者主观“态度”对关系整体性的动态建构。
从这个角度出发，在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下，“关系”具有“普遍的特

殊主义”的特征。“特殊主义”体现在对所有关系的理解都无法脱离具体
行动者及其所处情境，无法被既有结构指标完全解释；“普遍性”则表现
为所有关系实践均遵循差序格局的伦理原则，即行动者必然通过“推己
及人”的内心权度界定关系，这使得“特殊性”成为贯穿不同场景的普遍
逻辑。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进程并不会消解关系的特殊主义倾向。 随
着正式制度与契约关系逐步完善，行动者的“态度”会发生变化，但态度
的形成过程本质上仍是行动者基于各种因素的主观权度， 这是中国社
会中个人认知他人与社会的基本方式， 也是贯穿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
逻辑。
尽管从理论上阐释关系相对容易，但在方法论层面，关系研究却面
临新的挑战。 行动可被划分为已然与未然两种状态，而对于行动者“态
度”的理解，核心在于剖析未然行动背后的“权度”过程，实现这一目标
的困难在于，行动者的内心权度作为未然行动的倾向，发生在具体行为
之前，是不可直接观察的主观过程。 当研究者通过“已然”行动反推“态
度”时，其所分析的“已然”行动结果，实质是行动者在多重约束下的妥
协选择，既包含基于“态度”的理想倾向，也受社会经济制度等结构性因
素的制约。 因而，研究者观察到的行动结果，本质上是态度权度与社会
结构共同形塑的“妥协形态”，而非纯粹的态度外显。 这导致对“态度”
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形态之间存在解释张力。
田野 调 查 方 法 的一 个 尝 试 是 在 经 验 现象 与 理 论 建 构 之 间 搭 建 桥
梁，通过深入探究行动者的生活逻辑来实现这一目标（折晓叶，2018）。
研究者能够借助细致的辨析， 清晰地梳理出行动者的身份基础及与他
人关系的亲疏差异，并通过“算账”的方式深入剖析人情往来中的利益
关系。 即便如此，对于“厚”与“薄”的界定仍需谨慎，不可轻易得出结
论。 事实上，田野调查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实地性”，即研究者必须亲临
现场，因为缺乏实地体验的研究者难以有效利用此类调查资料。 在方法
论层面，这要求研究者不仅要观察行动者的客观行为，还要在访谈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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