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7 - 《社会》2025年第3期

社会·2025·3

行为问题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比如，在控制了具体的家庭特征和学生
个体特征之后，留守经历与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不再显著（Hu，et al.，
2018，2014）。 换言之，留守经历并不会直接导致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
与父母外出相关联的一系列个体和家庭特质等中介性因素才是直接的
原因（廖友国等，2021）。
在这些中介性因素中， 既有研究大多将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归因
于“同伴效应”（peer effect）。 许多实证研究指出，儿童的心理和行为问
题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同伴群体所具有的相似心理特质和行为
模式（王天宇、周晔馨，2023；廖友国等，2021；田微微等，2018）。 同伴群
体一方面作为行为示范的社会化角色（Harris，2013）；另一方面，同伴群
体在社会互动中构建了一个具有特定群体规范和群体身份的亚文化群
体， 使某些行为特质具有标记群体边界和群体身份的社会意义（ Li，et
al.，2020；Willis，1981；Frank，et al.，2008）。 在对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分
析中，这往往体现为反学校文化群体对留守学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以
及这一群体的负面同伴效应。
不过，既有研究没有澄清这种负向的同伴效应是如何形成的，未能
解释反学校文化为何对留守儿童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为何留守儿童只
接受负向的同伴效应而未能受到正向同伴效应的影响。 这一局限性导
致对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研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问题化叙事， 因为问
题化叙事同样暗含了留守儿童与反学校文化之间的先在关联。
一些研究从观念的角度分析留守儿童问题并指出， 留守儿童与反
学校文化之间的关联及其行为问题的产生可以从将留守儿童问题化的
叙事这一观念本身的运作过程中得到解释， 留守儿童问题化叙事具有
事实上的污名化 效 应 以 及 自 我 实 现 预 言 的后 果 （ Gu，2022； 罗 国 芬 ，
2018；江立华，2011；张楠，2014）。 不过，这些研究尽管提出了有价值的
洞见，但没有对这种有偏叙事的现实影响进行验证，也未能澄清这种有
偏叙事对留守儿童具体发展问题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试图从观念对群体层次行动之影响的角度对留守儿童行为
问题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为此，本研究整合了社会分类理论、教师态度
研究和反学校文化研究三方面的文献， 试图通过检验留守儿童问题化
叙事是否影响教师的态度和行为， 进而促成学生态度和行为的分化来
回答留守经历在观念层面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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