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5 - 《社会》2025年第2期

社会·2025·2

第二， 项目制作为人工智能数据生产衍生的新型劳动控制体制，
与工业资本时代的各种劳动生产体制相比，是一种超越了特定生产空
间和单一组织形式的生产政体，在当前资本主导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
总体上是成功的。 它构建了以霸权权力为主、专制权力为辅的劳动管
理体制，劳动控制的隐秘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加强。 资本通过劳动内容
和劳动关系的数智化游戏、模块化分工以及生产资料的垄断形成的技
能清零、劳动产品和职业前景的复魅等控制手段弱化了劳动者的主体
性和自主性。 霸权权力在项目周期内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劳资的对立与
冲突。 在工业时代，资本的积累依靠固定劳动空间以维持劳动力的稳
定性和持续性，与之不同，人工智能生产的项目化组织通过结构化地
制造流动性来维系资本生产。 与贾文娟和颜文茜（ 2022）的发现类似，
AI 训练师的“超速流动”不但不会对生产构成阻碍，反而带动了资本效
率的提升。 需要强调的是，人工智能生产组织控制下的劳动者“甘愿”
意识的生成，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 需要将 AI 训练师弱势就业
群体的身份以及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等情 境 带 入 到 霸 权 权 力 的 作
用过程当中加以分析（石智雷等，2022）。 社会、资 本和 个 人因 素 的综
合，使得 AI 训练师甘愿在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中接受资本剥削乃至自我
剥削。
第三， 人工智能训练的项目制劳动为劳动过程理论等拓展了新的
研究和思考空间。 特别是应重新思考人工智能作为一项中立的技术，在
资本逐利的逻辑下重构劳动组织形态和劳动过程的政治经济后果。 资
本利用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获得了近乎垄断的权力， 无论是传统还是
新兴产业，在技术与组织的互构创新下，劳动组织逐渐向灵活化和非正
式化的趋势演化，劳动的去技能化和商品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邱泽
奇，2005；许怡、叶欣，2020）。 加之，建立在工业资本之上的劳动保护制
度无法适用于新的生产关系，劳动者正在演变为无议价能力的所谓“不
稳定无产阶级”，劳动者（AI 训练师）在自我生产的劳动产品中消解了
自身及其所在阶层的劳动价值（Standing，2011）。 在工业时代的工厂劳
动体制下， 劳动者个人和集体层面的抗争等能动性表现一定程度上使
资本妥协，进而改善劳动条件。 然而，在人工智能训练独特的项目制组
织形式下，劳动的流动性成为资本增殖的重要手段，这不仅不利于劳动
者集体意识的形成，也让 AI 训练师以离职等为表现形式的个体反抗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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