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5 - 《社会》2024年第6期

社会·2024·6

选择更多可以理解为个体在综合考虑父母房产资源下所做的决策。
图 4 展示了在不同性质单位工作的父母的社会经济属性对子代住
房区位的影响，重点揭示了父母房产对子代首套住房区位优势的影响
是否随着父母单位性质的变动而有所差异。 结果显示，父母房产的负
向效应仅在体制内工作的父母中显著。 与父母在体制内工作但没房的
子女相比，父母在体制内工作且有房的子女很难获得较高区位优势度
的住房。 对于父母在体制外工作的人来说，父母是否有房对子代首套
住房区位的影响不大，且在统计上不显著。 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 3.2，
即父母房产对子女住房区位的影响受到父母工作单位性质的调节。 与
在体制外工作的父母相比，在体制内工作的父母的房产对子代首套住
房区位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住房区位和面积在空间上
往往存在错配， 在体制内工作的父母所拥 有的房产多 是 区 位 较 好 的
“老破小”，而当子女在住房区位和面积之间权衡时，更可能选择区位
没那么好的“远大新”。

图 4：在 不 同 性 质 单 位 工 作 父 母 的 房 产 对 居 民 首 套 住 房 区 位 优 势 的 影 响
（三）家庭背景对居民首套住房选择的影响
住房区位和面积在空间上往往是错配的， 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国
际大都市，居住区位的选择往往是对各种住房条件进行权衡的结果。 为
了进一步理解父母房产与子代住房区位的关系， 本文接下来将结合住
房面积，聚焦“远大新”和“老破小”两种类型，进一步剖析父母房产与
子女首套住房选择的关系。 表 3 为二项 Logit 回归模型的统计结果，以
住房区位小、面积大的“远大新”为参照组。 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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