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9 - 《社会》2024年第6期

社会·2024·6

员资源后的理性决策。 与西方较为独立的家庭模式不同，中国的核心家
庭与原生家庭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更高（潘允康等，1997），这增加了父
母房产与子女住房区位选择关系的复杂性。 家庭（包含原生家庭）依然
是分析社会行为的一个基本单元， 个体很少能脱离家庭的资源进行决
策（刘汶蓉，2016）。 父辈的房产作为家庭重要的资源，可以视为个体的
“首发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子代购房的区位选择。本研究关于父
母房产与子代住房选择关系的研究结果为这一观念提供了实证支撑。
本研究发现， 父母在体制内工作且有房的居民在住房选择时更倾向选
择“远大新”而非“老破小”。 这一现象证实了子代购房区位选择是基于
家庭资源禀赋及所处的客观环境所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 是家庭策略
的具体体现。 在体制内工作的父母所拥有的房产多是教育、医疗等资源
较好的“老破小”，而附属在父母住房上的优质资源可以在家庭成员内
部共享，为子女在购置首套房时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 在资源一定的情
况下， 子代不需要因为考虑子女的就学问题而被迫选择那些区位好但
面积小的住房， 而是可以选择那些区位条件可能不那么理想但面积更
大的“远大新”住房。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 本研究聚焦居民首套住房的区
位，强调了空间机会对个体生活机遇、资产积累的重要性，系统分析了
父母房产资源对居民首套住房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存在的异质性。 然而，
受数据的限制，笔者无法获取父母住房的区位信息和类型信息。 这些信
息的缺失可能会导致遗漏变量，出现估计结果偏差。 在未来的研究中，
我们可以通过补充父母房产的具体信息和一些定性资料， 深入探讨父
母房产对子代首套住房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 深化对父母房产效应的
理解。 此外，工作地点对居民住房区位选择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未来
研究中，可以结合具体数据进行探究。 其次，在对首套住房选择进行分
析时，为了进一步探究居民在区位和面积之间的权衡，我们结合住房的
区位和面积特征简单地将住房划分为四种类型， 揭示了来自不同家庭
背 景 的 居 民 在 区 位 好 、面 积小 的“老 破 小 ”和 区 位 差 、面 积 大 的“远 大
新”之间的选择，但这种粗略的划分方法无法精准地反映复杂的社会现
实状况。 那些建筑面积小、区域优势度较高的住房也并不都是现实意义
上的“老破小”。 在之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完善个体房产的信息，更为
精准地对住房类型进行操作化，尽可能地反映复杂的现实状况。

· 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