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1 - 《社会》2024年第6期

社会·2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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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取向的主体间性”（other鄄directed intersubjectivity） 都暗含着腐化的危
险。 相反，野蛮人的“自然善好”表明，只有个体具备某种“非社会性”
（即不在意他人），他们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不伤害他人，甚至与
他人和平共处。其次，不同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卢梭认识到，自然状态
已经一往不返，个体的自我意识要求体现为某种客观的财产。 而一个个
体、一个社会仍有可能在维系私有财产制度的前提下，抽空非社会的社
会性的发育空间，排斥资产者（ bourgeois）的生活方式，实现对私有财产
权的节制或温和化。 再次，不同于自由主义左派，这种节制不仅需要对
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加以控制，更需要对自然的规范性力量的持久召唤，
以及对个体或公民的道德深刻重塑。 如果说卢梭提供了某种社会理论，
那么这一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只有能更大程度地返回自然和自我的人，
才是现代社会的合适成员。
应该承认，卢梭的构想势必意味着放弃大规模国家和扩张型经济，
并且在教育者和主权者手中集中大量的权力。 经济停滞和政治集权往
往使现代人对这一方案敬而远之。 但是，在全球不平等状况普遍恶化、
引发右翼民粹主义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当下， 卢梭对人性自然和社会秩
序的深刻洞见， 仍能帮助我们走出将不平等合理化甚至自然化的意识
形态迷思，正视不平等的道德和政治恶果（参见 Piketty，2020），采取合
适手段遏制贫富分化， 并在更根本的层面上探索一种真正响应人性需
求、指向人类幸福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 卢梭或许没能提供完美
的答案，不过对上述问题的任何严肃回答，都必须面对卢梭提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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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此语出自波考克（Pocock，197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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