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9 - 《社会》2024年第4期

社会·2024·4

以及不同主体提供技术服务的运作机制。 研究发现，自 1949 年以来，农
业技术的推广历经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力量主导、 市场化改革时期的基
层农资市场推动、农业转型时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接三个阶段，农
业技术分别以组织嵌入、市场嵌入、资本嵌入的方式进入乡土社会并应
用于农业生产。 但是，农业技术与乡土社会的嵌入关系并不必然通过农
民对农业技术的掌握与应用而实现。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政府依托科
层组织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推广农业技术， 还是借助农资零售商等市
场主体通过“农资销售+咨询服务”的形式推动农业技术下乡，农民都
能将农业技术内化为自身实践技能， 通过农业技术的在身性和在体化
实现农业技术对乡土社会的有机嵌入。 当农业技术推广以项目的形式
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作时， 农业技术实施主体由农民转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农民就与农业技术日渐脱节了。
农民与农业技术的脱节根源在于对农业技术的知识性剥离和社会
性剥离。 一方面，重构乡土社会的地方性实践知识提高了现代农业技
术的获取门槛，实现了专业知识对农民的实践知识的替代；另一方面，
政府通过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机械购置、项目运作等方面的扶持
力度，不断挤压以互助互惠为核心的熟人服务的生存空间，使技术服
务转变为单纯的经济行为，从而导致技术服务过程中经济关系对社会
关系的覆盖。 最终，无论是在掌握农业生产技术方面，还是在获得农业
技术服务方面，农民都处于劣势地位。 农民与农业技术脱节这一事实
已然发生。
“劳动过程理论”强调，技术的获得 不仅 是劳 动 者 谋 生 的工 具 ，更
是劳动者对抗资本控制的武器（王星，2022）。 随着农民与农业技术脱
节现象的出现，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性逐渐丧失，对资本的依附程度
也不断加深。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必须应用一整套“技术包”：“你
选了种子，就得用特效农药、特制化肥保证作物的生长，用专门的机械
播种、收割，因为每一行每一垄的距离都是定好的”（农业局 GSX，访谈
时间：2019 年 7 月 8 日）。 每购买一项技术服务，就意味着本来属于农
民自身的一项技能又被资本占有，从而导致属于农民的一部分利益被
资本攫取。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或退出自主性的农业生产，被改造为替
代性极强的“标准农民”， 或受雇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 为“农业 工
人”，又或者不断增加农业生产的现金支出以购买各种技术服务，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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