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6 - 《社会》2023年第1期

“对共同伤害的复仇”或义愤的社会化维度

例如西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成立，犹太商人（其祖父正是其中一员）
远赴大洋彼岸进行贸易往来。 这位眼镜磨坊中的哲人常被视作不谙世
事、耽于沉思的代表，但他却总是被那个风云诡谲的时代卷入其中。 在
他的孩提时期发生了荷兰的“郁金香热”（ 1636—1637）和最初的资本主
义危机。 他目睹过“自然”不可褫夺的威力，切身经历了 1663 年前后几
乎夺去阿姆斯特丹 17%人口的鼠疫； 他也见证了荷兰共和国的“灾难
年”（1672 年）。 由于战争失利，社会生活动荡，人民陷入极大的绝望与
恐慌之中，一个黄金时代就此终结。因此，早期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兴
起，自然灾难的涌现，大众暴动和僭主制的回归都是斯宾诺莎思想的现
实背景。
这种思想的复杂性意味着阐释的多样性。 从规范的哲学史角度来
看，斯宾诺莎常被视作近代理性精神的代表。他警惕蒙昧的诸众（ multitude）
带来的宗教狂热、迷信和暴力，意图利用理性来调节社会生活。 真正自
由之状态唯依赖于理性教化，超越有限者尔虞我诈的权力博弈，进入到
对神的理智之爱当中（黑格尔，1983：100；吴增定，2012）；与之相对的另
一重态度则高扬“情感”的价值，将斯宾诺莎与既有的苏格兰启蒙传统
相关联，仿若他们共同提出了某种激情制衡的原则。“一个情感只有通
过一个和它相反的， 较强的情感才能 克 制或消 灭 ”（斯宾 诺 莎 ，2015：
104）。赫希曼洞察到斯宾诺莎与初生的市民社会的关联。驯服激情绝不
可能借诸理性来完成，唯有以激情制服激情，而现代世界赋予我们的新
激情———一种温和的、节制的、可预测的激情———正是“利益”（interest）
（赫希曼，2015：20-21）。 但晚近以来，学者着重强调了斯宾诺莎思想的
激进性质。 在“激进启蒙”（radical enlightenment）术语下，斯宾诺莎的思
想非但不是启蒙之边缘，甚至辐射整个欧洲大陆。 它主张彻底与传统和
权威相决裂。 这套世俗化的方案吁求着人性进步， 以建设一个更加开
明、远离迷信、宗教教条不再支配世俗生命的现代国家。 其中，普遍自
由 、平 等 与 民 主乃 核 心 原 则（Isreal， 2002）；若 将 这 种 激 进 性 推 演 到极
致，斯宾诺莎的思想甚至可能暗含着“反现代性”（anti-modernity）。 奈格
里将“现代性”的根基归为个体性，其运作根深蒂固地依赖一种中介性
机制，使得原初的、流动的力被超越性的装置所掌控。 而斯宾诺莎的理
智之爱则彰显了生产力的集体维度， 即每个个体在无限的自然联系中
正确地理解自身的位置，自觉地（在爱的引领下）加入到社会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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