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5 - 《社会》2022年第3期

社会·2022·3

居住者与房屋的关系就是与其所在社区及政治管理者的关系。 人
对房屋的依附不止内在地源于对屋体结构的宇宙观想象， 更N在地起
外在·
源于他们所处的社会与历史处境。 以桨村的房名分析为例，我们看到，
分户课税支差的政治意图将血缘亲属体拆分为作为权利—义务单元的
家屋亲属体， 但是支撑单个家户延绵下去的最重要的社会联结则必须
回归到跨越房屋的家系。 政治意图与亲属实践两股力量围绕房屋交织
生成的辩证张力，塑造了现在听起来颇为浪漫的“房屋的名号”。亲属—
互助的逻辑虽然被政治—管理的逻辑所利用和改造， 但并未被完全支
配。 因此，列维—斯特劳斯才会说，家屋社会是亲属社会与等级社会之
间的一种过渡形态（ Levi鄄Strauss，1987：151）。
民族地方史视野中的房名制度，往往并不如土司贵族间“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区域冲突显得重要。 房名背后无数具体的庶民家庭容易被抽
象为面目模糊的总体，作为纳粮的农民和战死的士兵，庶民似乎只是承
受历史变动的被碾压者。 但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庶民阶层
的家庭也在通过房名制度回应与应对贵族阶层的不平等要求， 他们不
再是可以被地方志略去的可有可无的内容。 把桨村一个个具体的房名
串联起来， 就能从房名命名的规律和房名之间的语义关联挖掘到桨村
人群的连接方式， 继而看到房名系统在地理关系与亲属关系两个层面
上编织出的地方性网络。 最重要的是，房名在家户层面上与政治管理和
亲属实践的勾连能够为我们理解人与房屋的关系提供世界性的经验。
“家”与房屋的关系在现代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房屋通过“家—屋”一体
的想象和异化为资产的“家” 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生命选择 （项飙，
2018：i-x）。 通过研究嘉绒社会的房名制度，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作为住
宅的房屋并不先天具有“私有家产”的单一维度，人们曾经在租佃土地
的同时无法真正占有和处置房屋。 房名制度下，人们一方面或不可抗拒
或出于“自愿”地与房屋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更大的“家”的互助又为
解除与房屋的捆绑提供了生机。
随着流动性社会的到来，“家”的内涵和形式不再固守传统，将人们
限制在一片土地上的房名制度也正在经历改变，甚至面临消逝。 20 世
纪 80 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因为求学和在N工作的缘故更可能结识嘉绒
藏区之N的人，比如拉瓦 20 多岁时到深圳工作，认识了湖南常德的汉
族女孩张娜英，婚后定居于常德，孩子有一汉名、一藏名，汉名随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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