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1 - 《社会》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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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202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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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力指数对农村政策扩散的影响显著为正 ( 系数为 2.728 , <
   0.01 ), 这就证实了假设 1 , 即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会影响政策在下级
   政府的扩散 , 在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问题的年份 , 地方政府会更积极
   地响应中央政府的农村政策 。 鉴于政府存在明显的多目标 、 多任务属
   性 , 政府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目标的注意力存在差异 , 也即中央政府对农
   村议题的重视程度在不同时期可能存在变化 , 模型 2 的结果则证明中
   央政府注意力的这种变化对地方政府的政策采纳行为有重要影响 。
       模型 3 在基础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中央层面的经济激励对地方政
   策采纳的影响 , 结果显示 , 该变量对政策扩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系数
   为 0.094 , < 0.1 ), 也即 , 相较于没有财政资助的农村政策而言 , 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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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政府财政资助的农村政策在各省扩散的概率更高 , 这体现了中央经
   济激励对政策扩散的作用 , 证实了假设 2 。
       模型 4 考察了省份自身的执行能力对政策扩散的影响 , 结果显示 ,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 , 省级人均 犌犇犘 越高 , 其采纳中央政府各项
   农村政策的概率越高 ( 系数为 0.172 , < 0.05 ), 以上结果与国内外基
                                    狆
   于某项单一政策进行的政策扩散研究的结果类似 , 在中国农村政策领
   域 , 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政策采纳有不同影响 , 经济发展水平高
   的地区有更大的执行能力去实施中央政府发布的各项的农村政策 。
       模型 5 重点分析了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内在动力对政策扩散的影
   响 , 结果显示 , 在基础控制变量保持不变时 , 社会政策相较于经济政策
   被采纳的概率更低 ( 系数为 -0.009 ), 但这种负向效应并不显著 。 值得
   一提的是 , 在模型 6 中 , 当我们在控制基础控制变量的基础上 , 进一步
   控制人均 犌犇犘 对数 、 城镇化率 、 中央政府注意力指数和政策是否有中
   央财政资助之后 , 政策类型这一变量在回归结果中为显著的负向影响
   ( 系数为 -0.083 , < 0.1 )。 总体而言 , 经济类政策和社会类政策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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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采纳的影响在农村政策领域并不稳定 , 这可能与农村政策领域的特
   殊性有关 。 尽管农村政策领域也可以按照政策目标和内容区分经济类
   政策和社会类政策 , 从而分析两者的差异 , 但当深入到具体的农村政策
   文本时 , 即使是农业现代化 、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类政策 , 相比于
   城市产业发展等经济发展政策 , 仍多为消耗当地财政资源或不产生经
   济效益的政策 , 也即 , 农村政策 , 无论是经济类政策还是社会类政策 , 均
   属于弱激励政策 , 这就影响了政策类型指标在农村政策扩散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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