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4 - 《社会》2020年第4期

明代上供物料制度运作与财政白银化的逻辑 ： 以景德镇官窑烧造改革为例

首先 ， 财政白银化所带来的市场介入只是资源征调制度改革的手
段之一 ， 而这一改革并不必然需要借助市场来实现 。 以官窑烧造的差
役改革为例 ， 为 “ 均平 ” 差役负担 ， 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扩大承役面 ， 将之
前属于少数人或因制度失效而只剩下少数人承办的差役分摊到大多数
人身上 。 在这个过程中 ， 无论是正德间 “ 开报民户占籍在官 ”（ 陆万垓 ，
１９８９ ： ８５１ ）， 或是嘉靖九年按窑座编派民匠等以政治强制手段而展开的
“ 均平 ” 改革 ， 都与财政白银化所带来的改革是同步进行的 。 亦即是说 ，
政治权力与市场交换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一种共存 、 互动的关系 ， 而
非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 。
其次 ， 政治权力在王朝国家的资源配置过程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 。
官窑烧造终究以满足中央需要为核心目的 ， 这使其市场化始终服务于
官府指令 。 将视野延伸至清代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一问题 。 清代官窑
烧造延续和完善了明代的制度改革 ， 甚至将烧造中的次色瓷器拿到市
场上售卖 ， 出现了 “ 官民竞市 ” 的状况 。 这无疑体现了市场化在官窑烧
造中的深化 ， 然而梁淼泰 （ １９９１ ： １４５－１４６ ） 富有卓见地指出 ， 次色瓷器
变价 “ 是从财政着眼 ， 而不是以利润为目的 ， 变价不可能突破剩余产品
的特点 ”， 其在质量 、 规模 、 花色品种上都受到限制 。 又如 ， 清代实施了
严格的奏销制度 ， 为官窑烧造中所有物料与人工都标定了价格 ， 实行了
全面的货币化 、 定额化与预算化 ， 然而这种变化不但未使官窑烧造融入
市场 ， 反而使之偏离于市场波动之外 。 乾隆八年 （ １７４３ 年 ）， 唐英曾因
米价昂贵 ， 自往年每石七八钱至一两二三钱涨至三两三四钱 ，“ 工匠有
乏食之虑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 ， ２００８犫 ： ２１４ ）， 故自作主张上调了工
人的饭食银 。 事后 ， 内务府以 “ 饭食银两既有定例不便额外加增 ” 为由 ，
不准唐英奏销额外增加的饭食银两 ， 着其自行赔补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等 ， ２００８犮 ： ２７０ ）。 这是十分珍贵的一个例子 ， 唐英以身作则地告诉了
接任官员奏销规则的不可动摇性 。 １５
第三 ，“ 原先旨在保证需求最低满足的再分配过程却赋予管理阶级
分配财富的权力 ”（ 魏昂德 ， ２００２ ： １１６ ）， 而市场的引入等于让这些既得
利益者让渡自己手中的部分权力 。 这无异于虎口夺食 。 因此 ， 市场在

１５． 御窑厂的运作表现出与前苏联国营企业的某种相似性 。 科尔内 （ １９８６ ： ３９ ） 指出 ， 在苏联社
会主义企业的运作与管理中 ， 非经济因素起着支配作用 ， 而物价 、 利润等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
十分微弱 ， 企业最重要的任务是完成指令性计划指标而不是牟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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