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6 - 《社会》2020年第2期

收入差距 、 不平等感知与公众容忍度

企业总经理应得收入 ／ 非技术工人应得收入的比值 ” 来查看人们能够容
忍的职业间收入差距有多大 。 我们以为 ， 这种测量方式在精度改进的
同时 ， 还可能存在如下问题 ： 一方面 ， 职业除了是受访者用以评估收入
差距的对象外 ， 也构成其自身有关收入比较的参照对象 。 无论是人们
所持有的 “ 内群体偏私 ”， 还是 “ 外群体歧视 ” 倾向 ， 都会影响评判结果
（ 李美枝 ， １９９３ ； 李煜 、 朱妍 ， ２０１７ ）。 另一方面 ， 以职业载体为评估对象 ，
受访者的评判结果有较为明显的 “ 锚定效应 ”， 即 ， 当一组相依的题目出
现在受访者面前时 ， 对低收入职业者的估值会影响对高收入职业者的
估值 、 对实得收入的估值会影响对应得收入的估值 ， 进而可能使得评判
结果出现结构性偏差 。
需要强调的是 ， 容忍度同时包含 “ 容忍 ” 与 “ 度 ” 两层含义 。 前者是
质的差异 ， 后者是量的变化 。 换言之 ， 容忍度是一个区间范畴意义上的
连续状态 ， 从容忍到不能容忍应该能够体现状态的渐进变化 。 对此 ， 本
文使用如下一项较为概括的题器测量个体收入差距容忍程度 ：“ 您认
为目前我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如何？ ” 答案分别为 ： １． “ 合理 ， 可
以接受 ”， ２． “ 不合理 ， 但可以接受 ”， ３． “ 不合理 ， 不能接受 ”。 根据语义
理解 ， 可以认为 ， 受访者自感总体收入差距越不合理且不能接受 ， 则对
收入差距的容忍度越低 。 这是一个序次型变量 ， 为了分析简便和易于
理解 ， 我们将其视为连续型变量 。
２． 解释变量
客观收入差距 关于收入差距的度量 ， 数据基础是关键 。 一般而
言 ， 可分为统计年鉴数据与抽样调查数据两大类型 。 前者主要通过统
计年鉴中关于城乡居民收入五等分或七等分的数据进行测算 （ 田卫民 ，
２０１２ ）， 后者则依据受访者自答的收入信息进行测算 。 考虑到统计年鉴
地区的等分收入数据不完整 ， 我们采用问卷调查数据 ， 并以区县 （ 犘犛犝 ）
人均家庭收入来测算不同地区的基尼系数 。 ８ 基尼系数的计算有多种

（ 接上页 ） 了一种以职业为观测载体的测量方式 。 即给出一组职业 ， 让受访者对每种职业类型
的实际收入 （ 犪犮狋狌犪犾犻狀犮狅犿犲 ） 和应得的公正收入 （ 犼 狌狊狋犻狀犮狅犿犲 ） 进行估算 。 前者所体现的职业间
收入差距被看作 “ 感知到的收入差距 ”（ 狆 犲狉犮犲犻狏犲犱犻狀犲 狇 狌犪犾犻狋 狔 ）， 后者所体现的收入差距被看作
“ 可接受 （ 或能够容忍 ） 的收入差距 ”（ 犪犮犮犲 狆 狋犪犫犾犲犻狀犲 狇 狌犪犾犻狋 狔 ）。
８． 对人均家庭收入的计算采用较多被使用的 “ 家庭规模等价尺度 ”（ 犲 狇 狌犻狏犪犾犲狀犮犲狊犮犪犾犲 ） 的方法
进行处理 （ 阿特金森 ， ２０１６ ： ２８ ）。 需要强调的是 ， 家庭规模可能会因调查设计和受访者个人的
理解而有所差异 ， 根据 犆犌犛犛 调查 ， 此处采用 “ 共同居住 ” 的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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