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4 - 《社会》2019年第6期

灾后重建中的资源再分配与健康不平等

性显著，其系数小于初中学历者）；工人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优于
农民，而其他职业群体皆与农民无显著差异。灾区重建结束时（ ２０１１
年），受教育水平不同的群体在心理健康上存在显著的阶梯化差异；无
业群体的心理健康显著劣于农民，而其他职业群体与农民皆无显著差
异。可见，在心理健康方面，三个时间点都不存在显著的职业阶梯化差
异，但在 ２０１１ 年出现了显著的教育梯度， ２００９ 年呈现了一定程度的教
育梯度； ２００８ 年虽然存在教育差异，但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灾区民众与
未受教育者无显著差异。 １２
因此，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的阶层差异结果支持研究假设 １ 和假
设 ３ ，即在救灾和灾区重建过程中，健康不平等程度降低；重建期结束
后，健康不平等程度又显著上升。具体而言，自评健康在救灾和重建阶
段都未出现教育梯度，但在重建结束后呈现明显的教育梯度；心理健康
在救灾阶段无显著教育梯度，在重建阶段开始出现一定的教育梯度，重
建结束后则出现系统的教育梯度。这一变化模式表明，在汶川地震这
样的巨灾面前，震前的阶层不平等对应急救灾和重建阶段的灾民健康
状况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即社会脆弱性对灾后健康不平等的影响较小。
２０１１ 年灾区重建结束后，再分配资源的影响下降，教育成为影响健康
的核心因素。换言之，健康不平等逐渐由灾后应急模式和重建模式向
常态社会模式过渡。
针对这一变迁模式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即大地震对个体身
心健康的冲击超越了群体界限，导致震后一段时间内自评健康和心理
健康未出现群体差异。该解释认为群体间无差异源自大地震对个体的
无差别效应，而非源于震后救灾资源的分配。本研究认为，这一解释难
以契合经验结果。首先，表 １ 的描述统计显示，三个时间点灾区民众自
评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均值并无显著差异，并不存在震后灾区民众身心
健康普遍较差、之后又回升的趋势。其次，表 ２ 中的“家庭成员有无伤亡”

１２． 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的教育差异模式有所不同，一是因为自评健康是二分变量，心理健康
是定距变量；二是因为自评健康是对总体健康的评价，不仅对生理健康状况有较好的测量信
度和效度，也反映了个体感知到的精神状况（齐亚强， ２０１４ ）。因此，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模式
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再分配能力提升了弱势阶层的医疗卫生资源可及性，降低了生理
健康的不平等，对心理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则相对较弱。但两者的差异并不影响本研究的基本
结论，即灾后重建期健康不平等程度较低，重建期结束后健康不平等程度上升。

· ２ ２ 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