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8 - 《社会》2019年第1期

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

理的空间中，“以地方政府为主体、以土地开发为依托、以金融资金为支
撑，不但成为各地发展城市化的主要手段，而且为了解决征地指标的瓶
颈约束，各地正在兴起‘迁村腾地’、‘拆院并院’的农民上楼的高潮”。
在这个意义上，上述个案的“事件化”只是这场结构变迁过程中的沧海
一粟，只是一个发端，只是一种隐喻；个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个案
本身，而是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征象。
同样，我们把时间回推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即便从个案的角度来考
察乡镇企业的兴衰轨迹，也需要从结构化的社会关联入手加以扩展理
解。这一历史时期，无论是农村地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后来
城市地区实行的企业承包制，或是厂长（经理）负责制，乃至从中央到各
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包干制或组织系统中的人事任免办法，甚至是改革
特区的成立，皆可置于“承包制”的逻辑之下。若无从乡村到城市、从中
央到地方、从内地到特区等构成社会全体的结构要件，乡镇企业的制度
环境就无从确立（渠敬东， ２０１３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 ２００９ ）。换言之，
乡镇企业的兴衰完全是与整体社会“结构化”的方式及其转变密切相关
的，我们甚至从某个乡镇企业的生命历程中反观到这一社会结构化的
普遍过程。
从机制分析到结构分析的飞跃是将个案研究推向总体社会视野，
“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一项事业。社会学前辈所经历的学术历程
便是这项非凡事业的写照。费孝通从早期《江村经济》的个案研究和
《云南三村》的比较个案研究，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把历史研究与实地
研究结合起来，将研究的视野推向中国传统社会双轨政治中的皇权与
绅权问题，转向《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中的社会基本结构问题，都是
从机制分析进展到结构分析的典型的学术进路。他的晚年反思，则使
社会学研究进一步得到了人文精神上的升华，将宗教汇通、民族融合、
文明历史等议题皆纳入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和世界诸文明共
存的大结 构 问 题 中 来 谈，真 正 提 升 了 社 会 学 这 门 学 科 的 研 究 境 界
（杨清媚， ２０１０ ）。
总之，个案研究的拓展，并非单纯意味着“事件化”过程本身的拓
展，而是从事件的起点出发，随着事件演生的链条向着相关或共变关系
扩展，向着机制分析的社会生成逻辑扩展，从而最终迈向整体社会构造
的结构分析。这样一种解释性建构的完整过程，是将个案研究引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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