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0 - 《社会》2018年第6期

“转型与发展：中国社会建设四十年”笔谈

不仅包括了各种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的引进，还包括科举制度的废
除，学府制度的改变，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知识的普及……” ３ 。其后由
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近代中国的这场变革未能持续下去，但人格和
精神上的新变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向往。
１９４９ 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后，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中国，
一直到 １９６６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党和国家都倡导青年人要做“又
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并以雷峰这样一个具体人物为榜样，为社会
主义“新人”拟定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激发出年青一代改造中国的激情和斗志。然而，同样令人遗憾的是，
“文革”十年，包括“上山下乡”在内的一系列极左运动，使年青一代受到
了深深的伤害，以致 １９７６ 年他们通过“四五”运动向旧有体制发起了严
峻的挑战。
青年的抗争和老一代革命家的果敢，促成了 １９７６ 年的惊世之举和
随后而至迄今已 ４０ 年的变革。但当北岛们喊出“我不相信”之时，在改
革开放之初，原有价值观的坍塌也使中国人陷入了自近代以来的第二
次信仰危机，甚至比第一次更为严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的“潘晓 讨
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虚假的道德说教和严峻的社会现实之间
的矛盾，但它引发的价值观大讨论却矫枉过正，在个人与群体／社会的
关系问题上让个人的“钟摆”摆过了头。此时，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建设
起码在精神层面面临困境。
１９９２ 年之后，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迈进，以一种静
悄悄的方式，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发生转变：一方面，与市场经济同时生
长起来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流动意识、竞争意识、公平观念甚至全球
意识愈加彰显；另一方面，在理想主义精神消失，价值观变得越来越多
元的同时，生活世界的世俗化和功利化倾向日益明显，“潘晓讨论”虽然
被行政手段终止了，但由此拨动的钟摆却继续朝向个人的一端摆动。
一时间，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甚至漠视集体、社会、国家的极端行为也不
鲜见。个体与群体（集体、社会、国家）的关系问题再度紧张，甚至变得
愈加尖锐。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人价值观或社会心态重建所面临的问题，依旧

３． 林语堂 ．１９９４． 中国人［ 犕 ］ ． 郝志东、沈益洪，译 ． 上海：学林出版社：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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