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3 - 《社会》 2018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５

上甚至超过男性（ 犝．犛．犅狌狉犲犪狌狅犳狋犺犲犆犲狀狊狌狊 ， １９９９ ； 犝犖犈犛犆犗 ， ２００８ ；刘
爱玉、佟新等， ２０１５ ），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中性职业比例
逐渐上升，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李汪洋、谢宇， ２０１５ ）。然而，一
个持续困扰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研究者的问题是，相对于性别分工
在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快速变迁而言，家庭内部的劳动性别分工变迁
速度非常慢，依旧呈现明显的“经济支柱／家庭主妇”的传统主义模式
（ 犃狉狉犻 犵 犺犻犪狀犱犕犪狌犿犲 ， ２０００ ）。有研究发现，在家务劳动领域仍存在明

显的性别隔离现象，妻子依旧承担主要的家务劳动责任（ 犅犪狓狋犲狉犪狀犱
犎犲狑犻狋狋 ， ２０１３ ）。妻 子 所 报 告 的 家 务 劳 动 时 间 普 遍 是 丈 夫 的 ２ — ３ 倍
（ 犓狅狉狀狉犻犮犺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３ ； 犎狌 ， ２０１５ ），而且，上述比例随时间推移保持了
较高的稳定性（ 犈狏犲狉狋狊狊狅狀犪狀犱犖犲狉犿狅 ， ２００４ ）。家庭内外的劳动性别分
工变迁趋势的差异引发了进一步的研究问题：在市场劳动领域的性别
隔离程度快速下降的时代，是什么因素使得传统主义的家务劳动性别
分工模式得以延续？
女性主义将已婚女性相对于丈夫的经济差距视为女性社会附属地
位得以维系的核心机制（ 犅狉犲狀狀犲狉犪狀犱犚犪犿犪狊 ， １９８４ ）。索伦森与麦克拉
那罕（ 犛狅狉犲狀狊犲狀犪狀犱犕犮犾犪狀犪犺犪狀 ， １９８７ ）的研究认为，仅考虑就业率和职
业的平等化而不考虑个人收入领域中依然明显的性别差异，有可能会
夸大妻子与丈夫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平等化趋势，进而有可能会高估已
婚女性所拥有的家庭权力。上述研究启发之后的研究者将收入的性别
差 异 视 为 传 统 主 义 家 务 劳 动 的 性 别 分 工 模 式 得 以 维 持 的 核 心 机 制
（ 犅狉犻狀犲狊 ， １９９４ ； 犌狉犲犲狀狊狋犲犻狀 ， ２０００ ； 犌狌 狆 狋犪 ， ２００７ ）。尽管如此，不同研究者
在收入通过何种机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已婚夫妻的家务劳动分
工的问题上还是存在争议，由此发展出三种不同的理论框架：“经济交
换理论”认为传统主义的家务劳动分工是夫妻双方经济资源博弈的后
果；“性别偏离中和理论”认为夫妻双方将传统主义的家务劳动分工视
为在经济领域偏离性别形象的补偿机制；“经济自主理论”强调个人的
绝对收入对于 家 务 劳 动 投 入 的 作 用 （ 犔犪犮犺犪狀犮犲犌狉狕犲犾犪犪狀犱犅狅狌犮犺犪狉犱 ，
２０１０ ）。
基于跨国数据比较的研究发现，致力于解释收入与家务劳动的理
论可能具有情境适应性（ 犓狀狌犱狊犲狀犪狀犱犠狉狀犲狊狊 ， ２００８ ； 犃犪狊狊狏犲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４ ），即，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情境中，收入对于夫妻家务劳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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