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7 - 《社会》 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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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 ２１１ ）。受这些限制，“武科之不得人，视文科尤甚”（冯桂芬， ２００２ ：
５３７ ）。尽管如此，武科举对经济实力要求更高，这意味着商人家庭更具
有优势，因此是其获取科举功名的重要路径。
相比回报更为稳健的土地和房产（何炳棣， ２０１３ ： ８８ ），投身举业表
面看是“投资”，实际上却可能接近“消费”。王家范（ １９８８ ）将科举与官
场消费比拟为现代消费经济概念中的“发展性消费”，即个人谋生立业
的先期投资，“明清江南的科举热浸润到仅有薄产十亩之家，也必冀盼
诸子高中，不惜延师入馆”。那么，家庭经济状况必然影响民众在举业
与商业、文科举与武科举之间进行道路的选择。既然是消费，就存在一
个是否理性的问题，像范进这种不顾家庭经济条件而执着于科举考试
的落魄文童生，可能并非普遍现象。
根据前人的观察，武科举花费更巨，武童生们的家境较为优越。同
时因重文轻武，“故武科途，衣冠之族不屑与”，考试花费更多，“试事之
费，十倍于文，寒素不能与……有教师垄断，非其素识，无门可入，穷乡
僻壤不得与”（冯桂芬， ２００２ ： ５３７ ）。科举世家出身的徐凌霄在父亲任上
观察清末县一级武科举，发现武童生多“装束华美”，与颇多寒的文童
生差异明显，原因是武科举“所习弓刀石马步箭诸技，延教师，辟场所，
置具购马，必需相当资力，寒士岂能任之”（徐凌霄、徐一士， １９９７ ： ５５ ）。
虽然文科举参与者中出身贫寒者较武科举多，但文科举的成功者大多
会选择“文人雅士”的生活方式，脱离商业领域。这种“有闲阶级的生活
模式”，如收集字画古玩等爱好，相比考试本身的花费，更易耗尽家财
（何炳棣， ２０１３ ： １８９－１９８ ）。
综上，商人家庭参与科举的动机可分为“保身家”与“向上流动”两
种，而参与的路径可分为文科举与武科举两种。那么，不同时期、不同
地区的家庭，在商业和举业、文科举和武科举之间所做的选择受哪些因
素影响？不同的动机与参与策略，又将带来何种不同的结果？通过对
浙江松阳石仓村小商人家族阙氏参与科举的过程进行分析，本文将尝
试回答以上问题。

二、阙氏的科举参与史

浙南松阳石仓村的阙氏家族自乾隆末年开始经商，嘉庆朝炼铁致
富，并通过捐纳监生、参与文科举实现了士绅化。道光末至咸丰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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