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5 - 《社会》 2018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５

试图分析在明清科举制度下，小商人阶层是如何在不同的结构和资源
条件下，进行科举学轨的选择。
科举考试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流动渠道。中国传统时代存在
士、农、工、商的阶层排序，而通往士阶层最重要的阶梯就是科举考试。
通过考试，农工商诸平民阶层可晋升为士绅阶层。明初限制匠籍和商
籍出身者参与科举，但这种限制逐渐被打破（何炳棣， ２０１３ ： ６１－７８ ；张
海英， ２００５ ： １３０ ）。通过科举转换身份、实现流动的梦想，激励着传统时
代各阶层子弟们积极地投身举业。布尔迪厄（ １９９７ ： ２０９ ）的文化资本理
论指出，经济资本可转化为文化和政治资本。科举制提供了在前工业
社会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自南宋开始，只要通过发解试（明清的乡试）获得举人功名，即可终
身拥有士绅 特 权（吴 铮 强， ２００８ ）；至明清 两代，最低 一 级 功 名———生
员———同样开始享受士绅特权（陈宝良， ２００２ ）。童生参与到科举中，首
先可将经济资本转换为政治资本，以便更好地保护家庭财产；其次才是
获取更高功名，真正实现向上社会流动。 １ 而最具保身家急迫性的，正
是那些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的家庭。科举功名除了彰显财富，还
可帮助商人阶层扩大社会交往圈，参与到地方公共事务中。同时，科举
功名附带的特权还可切实提高社会地位并保护财产安全。
何炳棣（ ２０１３ ： ９１－９６ ）分析明清时期的人物传记、年谱、小说等资
料，发现富商家庭鼓励天资高的成员读书，因此社会流动的方向一般朝
向“精英”发展，即弃商从儒。通过分析清代的卷，张杰（ ２００３ ： ７８－
８４ ）指出，商人家族利用财力捐纳监生，绕过童试，提供给族人更多应试
机会，可使一般商贾家族转化为科举家族。这种现象反映在地区层面
上，会发现江南科甲人士的多寡与地区经济的兴衰密切相关（夏维中、
范金民， １９９７ ）。
尽管大的社会风气如此，但不同的策略会影响其后续的职业发展
与社会地位的延续性。譬如，山西晋中商人的个案研究表明，兴盛时期

１． 明末清初学者顾亭林（ １９５９ ： ２２ ）指出，“一为得此（生员功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
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
已”。余英时（ ２０１２ ： ２２４ ）也指出，商人子弟当监生不都必然是为入仕为官，而是借监生身份与
官方往来，“对家中的商业运作起一些保护作用”。即使是正途出身入仕者，“有人宁愿在户部
或税关任职，以便在行使职权时发生某些‘宽商’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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