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8 - 《社会》2017年第5期

国家的策略性：农业技术变迁中的政治因素

二、研究进路

现有西藏研究文献对以上问题少有理论解释。好在西藏冬小麦推
广并非孤例，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都发生了以大规模品种更替为
核心的农业技术变迁，带来了粮食产量的高速增长（农业部计划司，
１９８９ ）。对此，经济学家已经投入不少关注，他们用制度变迁理论中的
“强制性变迁”解释这一现象：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实现了对农业生产的
介入和控制，因 此 运 用 行 政 命 令 即 可 实 现 技 术 变 迁 （林 毅 夫， ２００８ ；
犠犻犲狀狊 ， １９８２ ）。本文同意这一解释的基本预设，但由于研究目标的原
因（其主要目标是分析改革后中国农业的诱致性变迁，此前的强制性变
迁是参照对象），现有解释框架过于简单，往往将农业技术变迁视作国
家单方面推动的结果。事实上，诺斯（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一直强调，制度变迁
是众多参与者不断博弈的过程。换言之，在农业现代化中，国家并不能
单方面决定制度变迁的结果。
对此问题，众多对绿色革命的研究已有深入探讨。 ２０ 世纪六七十
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开启了以种植品种更替为核心内容的绿色
革命。虽然这些国家的农业组织形式各有不同，但无论是坦桑尼亚等
国的集体农庄，还是印度等国的“地主—佃户”模式，它们在以下方面都
与中国类似：采用何种技术的权力主要不在农民手中，政府可以发布命
令强制推广新品种，土地所有者则乐于执行政府命令。然而，除少量技
术性因素外， ３ 多数国家的绿色革命却由于农民的抵制 ４ 而远不如中国
成功，甚至濒临失败（斯科特， ２０１１ ； 犆犲狉狀犲犪 ， １９８５ ； 犛犺犻狏犪 ， １９９１ ）。
为什么不能决定“种什么”的农民对新技术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能
成功？对此，斯科特（ ２００７ ）在研究马来西亚绿色革命时提出了“弱者的
武器”的概念。他指出，第三世界农民很少在税收、作物分配、发展政策
等问题上冒险直接对抗权威，但他们依然能够通过偷懒、装糊涂、开小

３． 相关国家推广的新品种大致符合当地环境。虽然新品种在新地区肯定存在某些不适应，
但农业生产本就是适应环境的过程，不存在完美契合。具体来说：第一，生物自身有环境适应
性；第二，品种可以人为改良；第三，生产条件也可以改变（例如，灌溉工程能使高需水作物在
干燥地区种植，梯田能使平原作物在山区种植），但后两者需要农民的配合和努力。
４． 可能的原因包括：第一，小农观念中固有的“保守”会使他们倾向于不认同新技术；第二，新
技术虽然能带来增产，但在其他方面也可能损害小农利益。因而，在纯粹认知原因外，“保守”
在更大程度上是小农对新技术与自身境遇的合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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