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9 - 《社会》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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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假装顺从、诽谤、暗中破坏等手段进行日常反抗。这种低姿态的反
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
正式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
最终使政策无法推行。类似景象在同类研究中也反复呈现（斯科特，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 ； 犉狉犪狀犽犲犾 ， １９７１ ； 犉犻狋狕 狆 犪狋狉犻犮犽 ， １９９５ ）。
综上所述，第三世界农业技术变迁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家颁布强
制命令，还取决于国家运用何种方式消解可能出现的农民抵制。现有
研究之不足在于：一方面，关于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研究较少关注国家
与农民的互动，往往将其视作国家单方面行为的结果；另一方面，虽然
两者互动是绿色革命研究的重点，但它们更多探讨的是农民抵制国家
的能动性，而较少讨论国家化解农民抵制的策略性（因为这类现象在其
研究对象中很少见）。本文则希望在对西藏冬小麦推广的研究中，探讨
面对农民抵制时“国家的策略性”。具体来说，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西藏冬
小麦推广的实现，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国家拥有下达推广新技术
“强制命令”的权力，包括对农业生产的充分介入，推行政策的组织能力
等。人民公社体制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是经济学家已经揭示的。第二，
当农民抵制新技术时，国家怎样消解抵制？面对“保守”的农民，国家又
如何改变他们的观念，激发他们对新技术的认同和主动热情？
回答以上问题，需要回到历史中寻找线索。回望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
代，当时中国的最大特征就是不断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一直相信，产生
于政治运动的热情能应用于推动经济发展（裴宜理， ２００１ ： ２７ ），相应地，
“抓革命、促生产”也是贯穿“文革”始终的纲领性口号。具体到农业发
展，张乐天（ ２００５ ： ２３２－２３３ ）曾指出：“公社的种植技术引进带着那个时
代所特有的强烈政治色彩，如果上级想推广某项技术，这一意图在付诸
实施的过程中会变成一项‘政治任务’。”
已有不少研究探讨政治运动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具体效用，大致
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在土改中，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运动使中共
成功介入农村社会，将延续数千年的“外来政权 狏狊． 本地农民”的二元
划分变成“中共领导劳苦大众 狏狊． 少数阶级敌人”的对立结构，有效消
解了农民对革命的懈怠、担忧和不配合，实现了动员（何高潮， １９９７ ；纪
保宁， １９９８ ；李里峰， ２００８ ；李放春， ２０１０ ； 犛犺狌犲 ， １９８０ ）。第二，政治运动
能改造民众的思想观念，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这种热情不仅能用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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