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9 - 《社会》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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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７ · ５
动态度和工会的最重要的任务等诸多内容，我们可以把刘少奇对这些
内容的论述视为本文所说的“革命的劳动伦理”的萌芽。比较遗憾的
是，限于当时忙于反“围剿”的战争环境，加之几个月以后（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刘少奇的这些主张不但未能及时得到进一步的
扩展和完善，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落实，以致本文所说的革命的劳动伦理
虽然萌芽于中央苏区，却并未在中央苏区兴起。
陕甘宁边区被誉为“（当时）全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最进步的地
区”，亦被誉为“新中国的雏形”（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１９８８ ）。
革命的劳动伦理在边区兴起之后，它被中共作为革命传统或革命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加以延续和传播，这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在此后漫
长的岁月里，它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延续和演变？这个问题却比较复
杂。笔者在此仅就这种革命的劳动伦理所体现出来的中共调动工人阶
级（尤其是公营企业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的两种基本策略的演变问题做
些初步探讨，而且只探讨至 １９６６ 年。
和刘少奇一样，中共当然也希望公营企业工人都能“自觉地努力工
作”。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工人自觉地做到这一点？通过阅读相关历史
文献，笔者发现：针对这个问题，中共主要采用了两种基本策略：一是将
工人的劳动与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强调工人是为革命而劳
动，努力劳动是工人为革命应尽的义务。二是将工人的利益与公营工
厂的利益联系起来，强调公营工厂本身工人自己也是有份的，工人的利
益与公营工厂的利益是一致的，工人应该以主人翁的态度自觉地努力
劳动。简单地说，第一种策略是让工人做革命者，第二种策略是让工人
做主人翁。一般而言，工人不会天生就是革命者或主人翁，因此，不管
是让工人做革命者还是让工人做主人翁，都需要对工人的思想进行相
应的改造，也都需要对工厂内部党组织、行政和工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
系进行相应的改造。经过这种改造之后，这两种策略可以并存不悖，但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不同的场合，中共对二者的使用会有所侧重。
比如，在本文所论述的边区时期，则主要是采用第一种策略，故本文将
中共中央等在这个时期所构建的劳动伦理称之为革命的劳动伦理。其
实，从前面的叙述可知，这种劳动伦理也包含了第二种策略的内容。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以后，尤其是在 １９４７ 年下半年以后，一些城市相继获
得了解放。如何争取解放区工人的合作与支持？如何调动解放区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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