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9 - 《社会》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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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７ · ５
众的行动？国家行为背后的发展主义立场很明确，无需多言，但是，藏
族民众做出特定行为选择的目的、原因和驱动机制又是什么？大体来
说，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在理解藏文化、藏族思维和行为方式时，现在学
术界、文艺界以及大众舆论（特别是后两者，它们的影响更大，早已塑造
出了某种社会观念，并反过来影响着学者的思维）常常过度强调特殊
性，将藏族想象成只注重灵魂的民族，以为决定藏族民众行为选择的就
是纯粹的精神因素。这样一来，藏族“不注重物质的灵魂”与国家的发
展主义就肯定是对立的，不论具体治理过程如何，国家和藏族的冲突必
然是现代化的唯一结局。
我的实证研究一直反对过度特殊化藏族和藏文化，本文也是如此。
西藏并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特殊性（强舸，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的确，“小麦
不是藏族吃的”、“不杀虫”等文化观念都极具特色。但是，通过本文分
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特殊性都可以进一步化约为自然环境、农业模
式、利益分歧等普遍性因素，藏族农民看似基于文化的行为选择实际上
主要还是取决于现实利益。同样，国家在西藏的治理技术和应对策略
也是普遍性的（当然充分结合了西藏实际），并且大体是成功的。因此，
在当代西藏治理的分析框架中，重要的不是发现藏文化的特殊性，而是
用普遍性原则理解不同情境下的民族文化和行为选择。
第二，怎样理解国家在当代西藏治理中的角色？目前大多数研究
（特别是国外研究）都将国家当作西藏社会的外来者予以考察。本文呈
现了完全不同的事实，国家并非陌生的外来者，它相当熟悉西藏社会和
文化，了解藏族农民的观念及利益，因而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化解
农民的抵制。一个新问题是：为什么国家能较好地了解藏族农民和西
藏社会？对此，本文只能进行初步讨论：坚实的基层组织一直是中国共
产党的鲜明优势，它进入西藏伊始就迅速扎根基层社会，一方面，它培
养起了一大批属于自己的藏族新精英，这些人熟悉藏族文化、藏族思维
方式和本地社会的细微利益；另一方面，多数汉族干部长期与农民共同
生活，其中许多人也较好地掌握了藏语。换言之，国家能实现较为成功
的跨文化治理的前提是它本身已经本地化。这与其他国家绿色革命中
往往是由本国首都甚至远在纽约、伦敦的精英制定政策形成了鲜明对
比。
最后，虽然本文主要讨论政治运动对冬小麦推广的推动作用，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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