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8 - 《社会》2017年第5期

国家的策略性：农业技术变迁中的政治因素

需要补充的是，这样的世界观改造也是有问题的。观念的颠覆性
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巧妙运用上。新世界观的
基石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依然是对神秘力量的绝对崇拜，只
是崇拜对象变了（王力雄， １９９９ ）。世界观改造的目标本应是从唯心主
义到唯物主义，事实却是绕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唯心主义。这留下了诸
多隐患，一是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冬小麦的盲目扩种中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二是当英雄逝去之后，曾经坚定的信仰迅速烟消云散。
８０ 年代，又没人敢杀虫了。大家都说：“现在农场没了，
毛主席不在了，再杀就得自己扛了。”（ 犌犇 ， ２０１２．８ ，林周县）

六、小结与讨论

１９５１ 年之后，西藏治理成为世界焦点，国内外各类研究文献层出不
穷。然而，不论持何种态度，有关改革开放前西藏治理的文献大多只关
注宏观的政策变迁，很少探讨具体事件的内在机制。这就使我们对西藏
治理的理解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除意识形态影响外，这一现象
的成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研究框架上，现有研究多将西藏治理视为国
家的单方面行为，很少考虑国家与藏族的多重互动；二是由于本文注释 ５
指出的原因，西藏治理的具体档案非常缺乏，某种程度上只能是宏大叙
事。
因此，基于难得的一手资料，本文希望重新阐释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冬
小麦推广的这段历史，借此透视改革开放前西藏治理的内在逻辑。本
文以“国家的策略性”为切入点，研究发现，西藏冬小麦推广的成功不仅
依赖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强制命令，更依赖于国家在政治运动中的一
系列灵活策略。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策略虽然主要是意识形态层面的，
但是它们能发挥实效也是基于国家对相应物质基础的巧妙运用。
在理论上，现有当代西藏治理研究的分析框架大多只有国家一个
行动者。这样一来，治理研究就被简化成了单方面的国家政策分析，因
而往往也就难以充分阐释西藏治理的复杂性。本文贡献在于，将藏族
农民作为主动行动者纳入治理分析，构架起了强调国家与藏族民众互
动的统一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不仅可以用于本文，也能用以分析其他
对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中国的西藏治理。
运用这一框架，还需要注意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如何理解藏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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