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4 - 《社会》2017年第4期

因病信教农民的宗教心理及其发展

入宗教实践，这种心理便处于神人关系和神圣性建构的动态谱系中，继
而发生“信念”后续的分化乃至向“信仰”升华，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信念”视角加深了对“信仰方式”复杂性的认识。 ２７
其次，“信念”有助于对宗教皈信的理解。由经验研究可知，农民从
对“肉体平安”的注重到对“灵魂拯救”的追求，是一个脱俗求圣的心理
过程，宗教逐渐引导农民放弃实用性的“有求必应”想法，试图使纯粹的
信仰要求逐步成为农民宗教生活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正如詹姆斯
（ ２０１２ ： １１９ ）所言，“说一个人‘皈信’，是指原来处于意识边缘的宗教观
念，现在占据了核心位置，而且宗教目标构成他能力的习惯中心”，是一
种“高级情绪驱逐低级情绪”，是“一种情感在潜意识里日趋成熟，另一
种情感则消耗殆尽”（詹姆斯， ２０１２ ： １５７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本研
究将从内在心理考察入手促进对华人社会宗教皈信的研究。既有研究
大多关注促使信徒皈信的外在机制和动力，而对于信徒内在的心理体
验和演化缺乏足够重视。如卢云峰（ ２００８ ）通过对台湾一贯道的研究，
揭示了其通过研究班、法会和立愿等手段培养虔信基督徒的机制，并认
为这一方式契合了华人社会多神崇拜的土壤；林本炫（ ２００３ ）通过对台
湾新兴宗教团体的研究发现，像气功、禅坐、打坐等“信念转换媒介”在
个体皈信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梁丽萍（ ２００６ ）、范正义（ ２０１１ ）等则强
调了神迹、教义和礼仪的重要性。本文以“信念”为核心在个体与宗教
的互动中考察心理发展，关注其起点、演化和最终走向，在具体的皈信
机制问题上，指出存在于个体与宗教间的“依赖与吸附”之互动构成了
皈信的重要机理，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对华人社会宗教皈信的不同解读
视角。
最后，我们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审视“信念”对于中国农村宗教复
兴的启示。农民面临生命困境而信教无疑是农村宗教复兴重要的乃至
主要的推手。在以往的经验研究中，宗教复兴被归纳为多种因素，如精
神空虚、地方组织失灵、庙宇重建、国家管制放松、社会风险的增加等，
梁永佳（ ２０１５ ）将这些解释归纳为三种取向：“传统的发明”、“国家—社
会关系”、“宗教市场”。在指出应当脱离上述三种解释取向将农村宗教

２７． 延伸地看，我们或应丰富对“宗教信仰”的理解，除了关注既有的制度层次意涵外，还应关
注个体层次的心态理解，以动态、演变的眼光，来审视信徒的信仰转化进程。换言之，应当关
注个体“信仰何以获得”的“信仰方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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