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9 - 《社会》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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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彼此排斥的，要区分这两种机制，并排除其他竞争性的机制，最直
接的手段就是测量向上流动预期，将其纳入包含参照收入的主观幸福
感方程，观察在加入向上流动预期指标后，参照收入的正向效应是否减
小以至于消失。已有研究中鲜有这样的经验尝试。
因此，本文提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如果户口的藩篱作用
有所削弱，使得农民工有机会在城市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城市
就业居民的收入可能作为农民工的比较对象和 ／或未来地位信号而同
时影响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图 １ 中的路径示意显示，城市居民的收
入通过负向的社会比较和正向的未来信号两条路径作用，根据两条路
径的相对大小，我们可能观察到的总效应为正向（如果信号效应主导）、
负向（如果比较效应主导）或接近零（两种效应相当）。而如果控制了对
未来的期望（正向路径），我们会观察到总效应显著降低，甚至转为负
向。因而，我们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 ３ （城市就业居民作为参照群体）：加入向上流动预期指标后，
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降低。
图 １ ：参照群体收入影响个人生活满意度的两条路径
三、数据和测量
（一）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全国人大财经委
“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委托国家统计
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于 ２０１２ 年在全国 ３１ 个省、市、自治区的 １５５ 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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