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4 - 《社会》2017年第2期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等生物指标的水平（ 犇狅犺犿犲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１ ； 犠狌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２ ）。在实
验室之外，研究者们通过构建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水平各异的情境，让
被访者从中进行选择，结果发现人们宁可牺牲自己的绝对收入水平来
保证 更 高 的 相 对 收 入 地 位 （ 犃犾 狆 犻狕犪狉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５ ； 犑狅犺犪狀狊狊狅狀犛狋犲狀犿犪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２ ）。此外，社会科学家也通过分析大型调查数据验证了这
种“赶上琼斯”（ 犽犲犲 狆狌 狆狑犻狋犺狋犺犲犑狅狀犲狊犲狊 ）的现象：众多研究发现，在控
制个人收入之后，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往往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
著的负 向 效 应 （ 犅犾犪狀犮犺犳犾狅狑犲狉犪狀犱犗狊狑犪犾犱 ， ２００４ ； 犇 狔 狀犪狀犪狀犱犚犪狏犻狀犪 ，
２００７ ； 犉犲狉狉犲狉犻犆犪狉犫狅狀犲犾犾 ， ２００５ ； 犔狌狋狋犿犲狉 ， ２００５ ）。也就是说，在绝对
收入水平一致的背景下，同伴的收入越高（因而自身的相对收入地位越
低），个人的主观幸福感越低。最后，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罕见的随机化
社会实验研究更确定了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因果性（ 犆犪狉犱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２ ）。
相对收入地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不对称的，比其他人收入更
低带来的负向影响远强于超过其他人的正向效应（ 犉犲狉狉犲狉犻犆犪狉犫狅狀犲犾犾 ，
２００５ ； 犓狀犻 犵 犺狋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９ ； 犛犲狀犻犽 ， ２００９ ； 犜狏犲狉狊犽 狔犪狀犱犓犪犺狀犲犿犪狀 ，
１９９１ ； 犠狅犾犫狉犻狀 犵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３ ）。这种不对称性的基础也许是人们的
，
“损失厌恶”（ 犾狅狊狊犪狏犲狉狊犻狅狀 ）：惧怕失去对个人行为和观念造成的负面影
响大于希望获得带来的正面影响（ 犜狏犲狉狊犽 狔犪狀犱犓犪犺狀犲犿犪狀 ， １９９１ ）。基
于这种不对称性，我们期望相对收入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低经
济地位的群体中（例如农民和农民工）更强，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收入低
的可能性更大。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济水平飞速提高的同时，也经历了收入不平
等的激增。根据谢宇和周翔（ 犡犻犲犪狀犱犣犺狅狌 ， ２０１４ ）的估计， ２００５ 年以
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始终处于 ０．５ 以上，高于 ０．４ 的国际警戒线水平。
在收入不平等对个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上，许多基于中国数据的发现
与世界其他国家是一致的：首先，学者发现整体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与个
人幸福感之间有显著的负向相关（黄嘉文， ２０１６ ； 犠狌犪狀犱犔犻 ， ２０１３ ），特
别是当不平等水平较高时（王鹏， ２０１１ ）；其次，在评判主观福利时，相
对收入与绝对收入同样重要（王湘红， ２０１２ ）；此外，控制个人收入后，
其他参照 群 体 的 平 均 收 入 对 主 观 幸 福 感 有 显 著 的 负 向 影 响 （官 皓，
２０１０ ；罗楚亮， ２００９ ；任海燕、傅红春， ２０１１ ）；最后，收入低于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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