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3 - 《社会》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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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体户均无显著差异，而办事人员、工人、服务员和无业下岗人员都显著
倾向于认 为 比 过 去 三 年 过 得 差。 如 表 ７ 所 示，进 一 步 的 交 互 项 和
犗犌犔犕 检验表明这一纵向比较感知地位的下降，至少对管理／专业人员
来说是显著的。
表 ７ ：纵向、横向比较的职业阶层与年份交互项结果（ ２００５ 年为参照组）（ 犖＝１５４９４ ）
自我纵向比较 同龄人比较
变量
简单交互项 犗犌犔犕 简单交互项 犗犌犔犕
管理／专业人员 －０．２６３ （ ０．１０１ ） －０．１９５ （ ０．０８８ ） －０．０８３ （ ０．１１４ ） －０．０８５ （ ０．１０８ ）
办事人员 －０．１０９ （ ０．１４０ ） －０．０３４ （ ０．１２１ ） ０．３４６ （ ０．１５９ ） ０．３２１ （ ０．１５２ ）
个体户 ０．００８ （ ０．１３５ ） ０．０３０ （ ０．１１８ ） ０．１０５ （ ０．１４８ ） ０．０９０ （ ０．１４１ ）
服务员 －０．０６４ （ ０．１１２ ） ０．０１５ （ ０．０９７ ） ０．０００ （ ０．１２３ ） －０．００１ （ ０．１１７ ）
工人 －０．０２７ （ ０．０９２ ） ０．０３９ （ ０．０７９ ） ０．１３２ （ ０．０９８ ） ０．１２８ （ ０．０９３ ）
无业下岗人员 ０．７９３ （ ０．１１６ ） ０．８０７ （ ０．１０１ ） ０．４８６ （ ０．１１４ ） ０．５００ （ ０．１１０ ）
犔狀 （ 狊犻 犵 犿犪 ）年份 －０．３０９ （ ０．０２２ ） －０．０９７ （ ０．０２１ ）
注： １． 控制“性别”“族群”“年龄”“年龄平方”“户籍”“党员”“自评健康”“婚姻状
况”和“亲朋联系”变量。
２． “职业阶层”的参照组为“农民”。
３． 显著性水平： ＃ 狆 ＜ ０．１ ， 狆 ＜ ０．０５ ， 狆 ＜ ０．０１ ， 狆 ＜ ０．００１ ；括号中
为稳健标准误。
四、讨论
社会心态和感受虽有其独立的逻辑，但本质上是对客观社会变迁
现实 的 深 刻 反 映 和 洞 察 （周 晓 虹， ２０１４ ；高 勇， ２０１５ ）。 通 过 对
犆犌犛犛２００５ 和 犆犌犛犛２０１３ 数据的比较分析，本文发现阶层的幸福感差异
模式已有所变化。第一，虽然各阶层的幸福感都有显著提升，但变化幅
度存在较大差异，中下层的幸福感上升幅度明显大于中上层。这促使
我们重新检视关于中国各阶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还是上升的争
论。第二，本研究认为，近年来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增强在这一过程发挥
了重要作用，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使其有能力对社会中下层进行
转移性补偿。整体宏观税负水平和再分配水平对收入的幸福感回报存
在阈限效应。在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整体较低的情况下，宏观税负
和再分配水平的增加更有利于提升较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 ２３ 而随着
２３． 模型中收入变量是定距变量，因此更精确的表述应该是：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对幸福感
的效应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抽样调查数据很难调查到特高收入群体，而且我们对收
入取了对数，因此，我们这里使用较为含糊的“较高收入群体”。感谢《社会》审稿人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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