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4 - 《社会》2017年第2期

再分配与幸福感阶层差异的变迁（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

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这一效应会消失。第三，同一
年度内不同职业阶层之间的幸福感差异可以被收入和教育解释，而模
型比较显示，这些社会经济变量在 ２０１３ 年的解释力有较大幅度下降，
表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可能发生了变化。
幸福感的阶层差异变迁反映了什么？是否表明在“谁获得什么以
及为什么”这 个 问 题 上，如 今 的 答 案 已 异 于 往 昔？塞 勒 尼 （ 犛狕犲犾é狀 狔 犻 ，
２０１３ ）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何时，在什么情况下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自倪志伟提出“市场转型论”之后，市场与国家力量的此消彼长始终是
改革时期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核心主题，如今中国社会虽已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议题并未过时。近些年国家汲取能力和再分配
能力的迅速增强，必将对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的变迁产生巨大影
响。孙立平（ ２００９ ）曾提出“底层绝望”是比贫困更可怕的问题，近来与
“阶层固化”议题一起受到公众广泛关注。我们则更想了解这种“绝望”
心态在不同阶层中到底占多大比例？本文的发现似乎与“底层绝望”论
断并不一致。怀默霆（ ２００９ ）指出，对中国不平等最不满的那些人并不
集中在 最 底 层，“社 会 火 山”这 一 隐 喻 也 并 不 准 确。 李 路 路 和 朱 斌
（ ２０１５ ）指出，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社会排斥的主要机制从“体制排斥”
向“市场排斥”转化。这一转化虽然依然存在阶层固化的风险，但能够
提高社会开放性，激发社会活力。不同阶层的心态以及对社会结构变
迁的主观感受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考察。
让民众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是中国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社
会政策是其实现的必经之路。幸福感研究在诸多方面都有助于政府的
经济政策制定，包括反贫困政策、福利政策、评估政府的支出效应和税
收政策等（弗雷、斯塔特勒， ２００６ ）。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民众在后共产
主义时代幸福水平的降低是与国家的退出和私营部门的扩张相同步的
（ 犅犪狀犱犲犾 犼 犪狀犱犕犪犺狌狋 犵 犪 ， ２０１０ ）。中国香港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
不能一味注重发展经济，必须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寻找平衡点，
因为强调劳动力商品化等政策会降低个体幸福感，而注重公平及保护
，
性社会政策有利于提升个体幸福感（ 犠狅狀 犵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６ ）。在福利国
家，幸福感深刻反映了物质资源的再分配，国家把幸福感从优势群体向
弱势群体转移再分配（ 犗狀狅犪狀犱犔犲犲 ， ２０１３ ）。中国社会的变迁是否也在
向强势再分配国家这一方向迈进？本文认为，近年来的保护性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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