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9 - 《社会》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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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表 ４ ：职业阶层与年度交互项的幸福感模型结果（ ２００５ 年为参照类）（ 犖＝１５４９４ ）
变量 犗犔犛 简单交互 定序 犔狅 犵 犻狋 简单交互 犗犌犔犕
职业阶层
管理／专业人员 －０．１７６ （ ０．０３８ ） －０．４７９ （ ０．１０１ ） －０．５２４ （ ０．１１３ ）
办事人员 －０．１４７ （ ０．０５３ ） －０．４０１ （ ０．１４２ ） －０．４３３ （ ０．１５８ ）
个体户 －０．０４２ （ ０．０５２ ） －０．０８９ （ ０．１３４ ） －０．０８６ （ ０．１４９ ）
服务员 －０．１６７ （ ０．０４７ ） －０．４５６ （ ０．１２１ ） －０．４９９ （ ０．１３４ ）
工人 －０．０９３ （ ０．０３６ ） －０．２５６ （ ０．０９３ ） －０．２７６ （ ０．１０４ ）
无业下岗人员 ０．０１７ （ ０．０４４ ） ０．０６６ （ ０．１１０ ） ０．０８５ （ ０．１２２ ）
犔狀 （ 狊犻 犵 犿犪 ）年份 ０．２１０ （ ０．０１７ ）
注： １． 控制性别、族群、年龄、年龄平方、户籍、党员、自评健康、婚姻状况和亲
朋联系变量，即主效应变量与模型 犃１ 和 犅１ 相同。
２． “职业阶层”的参照组为“农民”。
３． 显著性水平： 狆 ＜ ０．０５ ， 狆 ＜ ０．０１ ， 狆 ＜ ０．００１ ；括号内为稳健标
准误。
２００５ 年，服务员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到 ２０１３ 年，控制收入和教育之
后，服务员阶层的幸福感已显著低于农民。
教育程度对幸福感几乎没有显著影响， １９ 这可能与教育扮演的双
重角色有关。李骏和吴晓刚（ ２０１２ ）在研究公平观念时指出，教育一方
面具有利己主义效应，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也越
高，但同时其启蒙性质又能使人超越狭隘的利己主义，对不平等持批判
态度。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存在类似机制。一般来说，受过更高
教育的人拥有更高的职业和社会预期，但这些预期往往难以实现，因此
会对幸福感产生消极影响（ 犠犻狋狋犲狉 ， 犲狋犪犾． ， １９８４ ），所以，教育程度与幸
福感可能呈现倒 犝 形关系（余英， ２０１４ ）。
收入的效应包括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影响，我们通过加入主观比
较变量来考察相对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模型 犃３ 和模型 犅３ 旨在考察
主观比较变量对阶层幸福感差异的解释力。虽然主观比较变量对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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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解释贡献度较高（ 犚 提高幅度较大）， ２０ 但对阶层差异的解释力不如
收入和教育这两个客观变量。与模型 犃１ 相比，模型 犃３ 中管理／专业人
员和办事人员的系数有所减小，但仍然显著，即在控制主观比较后，这两
个阶层的幸福感仍显著高于农民。模型 犅３ 与模型 犅１ 相比，管理／专业
１９． 黄嘉文（ ２０１３ ）也认为高考扩招之后教育对幸福感的正向效应在降低。
２０． 较大的 犚 很可能是由 于 主 观 比 较 变 量 与 幸 福 感 都 属 于 主 观 感 知 变 量，存 在 很 强 的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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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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