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4 - 《社会》2017年第1期

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

土司设立后，上述局面才逐渐有了变化。据档案资料记载，康熙晚
期以来，白鹿营附近开始陆续有零星的汉人迁入。例如，叶显青原为建
昌卫礼州人，在康熙末年移居白鹿（《冕宁档案》， １－１ ）。又如，陕西西
安府县人王癉元于康熙四十七年（ １７０８ 年）至宁番卫做买卖，于雍正

二年（ １７２４ 年）搬往白鹿居住（《冕宁档案》， ４２－２９ ）。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
年）宁番卫改冕宁县后，为钳制土司，清朝在白鹿沟设立白路汛（隶属于
怀远营），才形成以该汛为中心的汉人村庄———河边堡。尽管如此，该
村庄的汉人数量直至乾隆晚期都十分有限。乾隆五十九年（ １７９４ 年），
冕宁知县阳丽中（ ２００１ ： ９３ ）便指出，该县有泸沽、冕山、河边堡等镇店村
庄共计 ２４ 处，其中“惟泸沽、冕山为最胜之地，居民铺户约有百十余家，
其余仅有数十余家，参差不齐，人民稀疏”。可见，迟至乾隆晚期，白鹿
营附近虽已逐步形成了汉人村落，但因汉人数量稀少，并未能改变当地
“夷多汉少”的聚落形态。
（二）以耆宿为主导的权力格局
至少从清初以来，宁番等卫的非汉民族聚落都自立有“耆宿”，负责
管理地方各种事务。康熙四十九年（ １７１０ 年）的一份档 案对此 记 载，
“本朝定鼎六十余年，番蛮率皆畏威怀德，无敢横肆，但土司民人旧有宣
抚司、宣慰司、千户、百户管辖，部落亦有自立耆宿头人聚处山谷者”（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１９８４ ： ９０－９１ ）。一般而言，每一聚落设一名耆宿，
某些较大的聚落还设有多名耆宿，而多个聚落又可联合选出一名总耆
宿。例如，宁番卫儿斯寨落由秃别爵右堡、喇嘛堡、阿自尔堡、七儿堡、
哑喳堡、那乌堡、坡那堡七个聚落构成。秃别爵右堡较大，设有董不呷
额鲁、案不阿布两名耆宿；其余六堡较小，各设一名耆宿；此外，董不呷
额鲁又被推举为儿斯七堡的总耆宿（《冕宁档案》， １５－２６ 、 １５－２７ 、 １５－
２８ ）。耆宿是村落领袖，具有较高的权威和地位，有权处理地方发生的
大小事务。关于这一点，儿斯百姓曾明确表示，“我们蛮子但遇地方上
有事，都要报之耆宿，听他的话”（《冕宁档案》， １５－２８ ）。
康熙四十九年设立土司后，宁番卫各土司虽然都统辖有为数不等
的寨落，但具体的聚落管理仍由各自的耆宿负责。与此同时，耆宿开始
受到官方的干预，主要表现在：耆宿任职需经官方备案和发给委牌。尽
管如此，耆宿的权威并未因此动摇，反而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这一点可
从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 年）官方发给白鹿营耆宿必车的委牌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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