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社会》2016年第5期

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

社会。假如这两者之间被看作倾向一致，那么透过儒家或其他什么思
想来认识中国人与社会，将是一种有效的路径；假如两者之间不倾向一
致，那么无论我们如何深入领会某种思想，结果都将误导人们对真实世
界的理解。
这里就以“关系”研究为例。研究中国人的所谓“关系”，或许可以
走儒家思想路线。所谓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实际上都是在谈关系原
则，同时我们也可以举出大量的生活实例来证明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
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影响。的确，冯友兰、潘光旦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
不是空言，而是落实在行动上的（潘光旦， ２０１０犪 ： １３３ ），今日港台的社会
科学家们也有这样的研究倾向，比如黄光国（ ２００６ ）的“儒家关系主义”，
金耀基（ １９９２ ）有关“关系”和“人情”的研究等，都是以儒家之言来讨论
中国人的行动；又或许，社会生活本身告诉我们，中国人热衷于讲“关
系”，与儒家没什么关联，“关系”不过是一种很现实的生存方式和技巧，
是乡土社会自身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裙带、走后门、找靠山、攀附权
贵、拉帮结派等的同义词，还是中国式腐败的根源之一；又有一种偏于
价值中立的研究取向来自于西方社会学的“社会网络”概念，基于此概
念的学者几乎不去理会什么儒家思想，而是直接在计量的层面上研究
中国人的社交网络及其社会资本（边燕杰， ２０１１ ）。再比如，中国思想史
层面有许多“公”与“私”、“义”与“利”、“君子”与“小人”的议论。这些议
论往往将中国人的人格说得正气凛然，但如果把这些大道理和中国人
的实际做法作对比，往往让人觉得这一系列言辞不过是在“唱高调”；同
历史事实相比，实在只能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以上困惑的化解虽然似乎可以交给各个专业去处理，可实际结果
又往往会不了了之。比如，交给哲学家便是讨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甚
至套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交给社会科学便是通过实证
研究在事实层面看到某种思想的真实影响；又可以交给社会心理学或
心理学来研究，即回到个体层面来考察一个人的社会化或者成长时，思
想究竟能给个体什么样的指引。就后者来说，这一关联又转化成为所
谓千百年前的那些思想怎么会落实在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行动中的
（杨中芳， １９９３ ： １４８－１５４ ）？而一旦这样一种原本属于知识社会学的问
题转成社会科学中的实证研究，其思想本身已被其降格为时下流行的
价值观、态度或心态、认知或知识库之类概念，反推之，即使实证研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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