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3 - 《社会》2016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４

将该理论应用于职业倦怠的研究，认为资源的损失（ 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犾狅狊狊 ）是心
理压力产生的来源之一，而职业倦怠是工作所需的资源耗尽率大于补
充率时所产生的现象。晚近兴起的工作需求—资源模型（ 狅犫犱犲犿犪狀犱狊
犼
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犿狅犱犲犾 ）也被用以解释职业倦怠，该理论将工作条件区分为工
作资源和工作需求（ 犅犪犽犽犲狉犪狀犱犇犲犿犲狉狅狌狋犻 ， ２００７ ； 犇犲犿犲狉狅狌狋犻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１ ），无疑深受资源保持论的影响。不过此种理论虽然解释力强，但
将各类因素均纳入资源或需求之间的较量，类似于解释人口迁移现象
的推拉理论，有简化之嫌，背后的理性选择假定也忽视了人们认知结构
的复杂性，对环境与个体的互动机制也缺乏关照。生态学框架的代表
人物是卡罗尔和怀特（ 犆犪狉狉狅犾犾犪狀犱犠犺犻狋犲 ， １９８２ ），他们认为职业倦怠是
一种生态学上的功能失常现象。该理论强调的是有机体及其所处环境
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研究职业倦怠不能从单一环境或个人因素入手，
而要从不同层面的环境因素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的动态视角去把握。生
态理论视角相对综合，不过其涉及因素庞杂，如何落实于经验研究是个
问题。
从各类职业群体倦怠的经验研究来看，在操作层面，大量的研究主
要关 注 的 是 如 下 一 些 具 体 变 量：（ １ ）个 人 心 理 特 质，如 抗 逆 力
，
，
（ 犛狋狉ü犿 狆 犳犲狉 ， ２００３ ）、心理资本（ 犃狏犲 狔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９ ； 犘犲狀 犵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３ ）、
应对方式（ 犔犲犻狋犲狉 ， １９９１ ； 犠犻狀狊狋犪狀犾犲 狔犪狀犱犠犺犻狋狋犻狀 犵 狋狅狀 ， ２００２ ）等；（ ２ ）组织
，
机制，如组织公平感（ 犕狅犾犻狀犲狉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５ ）、组织承诺（ 犘犲狀 犵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３ ）等；（ ３ ）人口与社会因素，如性别（ 犕犪狊犾犪犮犺犪狀犱犑犪犮犽狊狅狀 ， １９８５ ）、年
龄（ 犕犪狊犾犪犮犺犪狀犱犑犪犮犽狊狅狀 ， １９８５ ）、任期（ 犅狉犲狑犲狉犪狀犱犛犺犪 狆 犪狉犱 ， ２００４ ）、家
，
庭—工作 角 色 冲 突 （ 犠犪狀 犵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２ ）、社 会 支 持 （ 犕犪狊犾犪犮犺犪狀犱
犑犪犮犽狊狅狀 ， １９８５ ； 犎犪犾犫犲狊犾犲犫犲狀 ， ２００６ ）等，其中尤以个体或组织层面的心理
学因素最为普遍。这些因素固然都很重要，但均属于一般化的范畴，很
少涉及专业人士的特殊性。
国内的职业倦怠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社会工作者、医护人员等专
业群体。对于法治工作者尤其是法官、检察官职业倦怠的研究寥寥无
几。马慧（ ２０１５ ）对包括 １９６ 名法官的调查发现，该群体的职业倦怠状
况比较严重，不过社会支持对职业倦怠的缓解作用中，积极应对方式则
作为中 介 变 量 起 作 用。侯  和 李 永 鑫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以 及 侯  等 人
（ ２００８ ）对 ２４７ 名法官的一系列研究，分别考察了工作应激、应对方式、

· １ ０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