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3 - 《社会》2016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２

求幸福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爱情，《一屋赞
客》中的主角们也一直在寻觅自己的 犕狉．犚犻 犵 犺狋 。然而，浪漫爱情本身
就不是本土产物，而 是“五四”运动 以来西 方世 界的舶 来品（潘 绥铭，
２００６ ： ２７４－２７８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爱情开始被认为是婚姻必不可少
的要素，但这种爱情被官方话语赋予了社会、政治和道德的重要性，它
不再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集体化问题”，如在 １９５０ 年《婚姻法》的具
体实施中，离婚的时候“对琐事的抱怨不被接受，感情破裂也被拒绝成
为离婚的理由，因为它‘以社会秩序为代价夸大了对个人问题的关注’”
（艾华， ２００８ ： １７７－１９１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爱情是婚姻的灵魂”这一
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这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先
进分子的梦想（潘绥铭， ２００６ ： ８７ ）。同时由于对客观经济原则的强调，
关于爱情的意识形态的、阶级主义的、集体化的定义，即视之为一种以
政治理想和革命任务为基础的关系的观点虽然没有被弃如敝屣，但也
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爱情应该属于个人还是家庭，取决于特殊时
期的治理需要。如 １９８３ 年全国发起“反精神污染”运动时，官方重申爱
情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与其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是一致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以来，个人的情感和情欲世界与公共领域的分离事实上带来了
商品膨胀和经济私有化的个人机会，这也是与当时强调消费利益、个人
主动性和发家致富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总之，将爱情重新划定在个
人领域是对个人对集体义务的重新定义，这与当时的社会治理目标密
切相关（艾华， ２００８ ： ８１－８９ ）。在愈演愈烈的个体化大潮中，人们开始
被赋予一定的选择权和自由，他们被鼓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尤其是爱
情，而正是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驯顺的主体被生产出来。正如金普尼
斯（ 犓犻 狆 狀犻狊 ， ２００３ ： ４０－４１ ）在《反对爱情》中所说，“创造驯顺的人最优雅
的方式就是毫无破绽地将看似是个人需求的社会控制移入个体的生
命”，“自由民主政治的特点在于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驯顺的主体，
这些主体不仅仅认同制度目标，更会为这些目标奉献生命”，而达成这
一切的关键就是爱情：将爱情的乌托邦想象捆绑在社会治理之上可能
是“现代人口管理记录上令人瞩目的成就”。
悖论的另一方面则与家庭有关。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会
影响到同性恋者是否对父母和家庭出柜的问题。然而，“出柜”本身是
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概念。它并不是一个一目了然的过程，而是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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