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4 - 《社会》2016年第2期

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２００７ ）发现，人们对事物或事件的感知和判断与地理距离密切相关。远
距离的感知通常依赖简单的非情景因素，相较于近距离感知，它往往更
具模糊性和抽象性，并能弱化个体对事物或事件重要性和敏感性的判
断。由此推断，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有地域层次的影响差异，可能
在于人们对更大区域范围（如国家）的不平等感知要弱于社区或区县层
次，从而导致二者关系发生变异。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实证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对促进民

众幸福感有 积 极 作 用（ 犆犾犪狉犽 ， ２００３ ； 犅犲狉 犵犪狀犱犞犲犲狀犺狅狏犲狀 ， ２０１０ ； 犚狕犲狉
犪狀犱犓狉犪犪 狔 犽犪犿 狆２０１３ ）。奈特等（ 犓狀犻 犵 犺狋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９ ）指出，收入不平
，
等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在他看来，收入不平
等意味着区域内居民收入的非均等化，这反而会增强人们获取经济利
益的前景与信心。事实上，这种不平等的积极影响类似于“隧道效应”，
适当的收入差距往往能带来较高的收入预期，即便个体暂时处于不利
位置，但若能观察到别人摆脱困境和向上流动的社会事实，就会激发自
身对未来的憧憬，促进幸福感的生成。艾莱斯那等（ 犃犾犲狊犻狀犪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４ ）通过比较美国和欧洲的情况印证了此观点。在他们看来，由于美
国的社会结构富有弹性，收入不平等对个人的威胁并不具有永久性，低
收入群体只要通过努力就能改变现状，所以，美国民众比欧洲民众感觉
更幸福。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社会的结构形态可能是影响收入不
平等与个人幸福感关系的社会性根源。当一个社会具有相对开放和富
有弹性的社会结构，个人通过努力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向上社会流动，收
入不平等就会有助于民众幸福感的提升。但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形态
是刚性、稳定和不易改变的，就意味着个人通过获致因素改变结构位置
的可能性变小，社会流动渠道受阻。这种流动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将导致个人幸福感下降，相应的，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也会呈负向
影响。
诸多研究显示，在中国情境下，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社会阶层固
化和流动停滞的趋势逐渐显现在转型时期。在阶层结构方面，社会阶
层的界限日趋明显，并出现结构化特征，底层群体进入上层的比例逐渐
下降，富裕者来自同阶层或邻近阶层的比例上升（李强， ２００５ ）。在收入
流动方面，有研究通过计量测算发现，中国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总体呈现
下降趋势，收入流动性对改善社会福利的作用也在减弱（王朝明、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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