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社会》2015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３

表象的理论家应更关注意义生产的非话语渠道及与物质性的结合而不
是关注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后现代及后殖民唯物主义的支持者应意
识到，批判性问题导向的“视觉政体”（ 狏犻狊狌犪犾狉犲 犵 犻犿犲狊 ）研究增加了新的
理论问题而不是对已有问题的解决（参见 犅犪狉狋犿犪狀狊犽犻 ， ２０１３ ）。这一视
角容易忽视这样一点，即“帝国据以被批评的那些术语准确地说是来自
同一启蒙运动，后者对理性的坚持被攻击为是帝国支配的原因”，因而，
“ 解构的反逻辑中心主义是帝国批判的虚假基础”（ 犅犲狉犿犪狀 ， １９９８ ： ７ ）。
符像转向之 后 的 社 会 学 研究 并不 仅 仅 意 味 着 更 多 地 关 注 视 觉。
毋宁说，将“符像性”和物质性纳入社会学意味着认识到表象的混杂性

（ 犺 狔 犫狉犻犱犻狋 狔 ）。米歇尔曾经将包括视觉混杂的特性在内的问题作为主
题来研究。这也意味着收集由这一认知引起的所有概念和方法，超越
上述两份表格的严格分类。这意味着，就视觉研究而言，米歇尔的“图
画转向”可能不足以构成研究这种图像方面的混杂性的理论平台。“符
像”可能比“图画”更能充分地捕捉文化表象背后的文化复杂性。同时，
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应用物质现象，因为所有的实体都能够成为符像，
视觉 性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必 然 是 物 质 的。 最 后，精 确 的 “话 语 环 境 ”
（ 犱犻狊犮狌狉狊犻狏犲狊狌狉狉狅狌狀犱 ）（ 犠犪 犵 狀犲狉犘犪犮犻犳犻犮犻犪狀犱犛犮犺狑犪狉狋狕 ， １９９１ ）、物质性及
其品质（ 犕犮犇狅狀狀犲犾犾 ， ２０１０ ）、物理缠绕（ 犺狊犻犮犪犾犲狀狋犪狀 犵 犾犲犿犲狀狋狊 ）（ 犎狅犱犱犲狉 ，
狆狔
２０１２ ）以及位置的经验性（ 犲狓 狆 犲狉犻犲狀狋犻犪犾犾 狔犱犲狀狊犲犲犿 狆 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狊 ），而不仅
仅是其传统美感意义上的视觉性，能够充分解释构成图像权力及其各
种变体的表演性。
当然，正如每个新的多维框架一样，这一综合认知并不是前所未有
的。尽管其分散在人文领域中并很少被整合起来，但是理论上一直存
在着文化研究的综合模式。从曼海姆在美学角度发展出的文化社会学
（ 犕犪狀犺犺犲犻犿１９６４ ： ３９－６９ ）到维克多·特纳（ 犞犻犮狋狅狉犜狌狉狀犲狉 ）的符号人
类学，再到理查德·舒斯特曼（ 犚犻犮犺犪狉犱犛犺狌狊狋犲狉犿犪狀 ）的实用主义美学，
都可以找到表层和深层的互构关系的基本理念。特纳（ 犜狌狉狀犲狉 ， １９７４ ：
２７０ ）先见之明地写到：“试图以某种精确的方式去寻找以一个‘反映’或
‘表现’给定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影像学（ 犻犮狅狀狅 犵 狉犪 狆 犺 狔 ）为基础的、
各种确切的符号的徒劳的努力，应该被放弃了……符号不仅反映了社
会 和 政 治 结 构 而 且 也 创 造 了 这 一 结 构。”数 十 年 后，舒 斯 特 曼
（ 犛犺狌狊狋犲狉犿犪狀 ， ２００２ ： ３ ）重申了这一发现，“表层和深层是紧紧地联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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