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6 - 《社会》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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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操演理论的经验解释与女性主义方法论反思
析时，从内容和形式等多个维度去考察被研究对象，不仅关注其提供的
研究素材，还要关注这些素材是如何被提供的，甚至未被提供的素材也
要引入考量范围之内。
（ ３ ）得出研究结论时，警惕将两性差异做草率的实质性性别归因，
提防对性别过度归因而忽略其余重要变量，因为性别总有被操演的可
能。
（五）性别操演理论对性别文化心态的开启
巴特勒带有浓厚哲学意味的性别思考，其意义不应仅限于补充女
性主义性别研究，同时还在于开启更开放的性别文化心态。
消解性别一说耸人听闻，让我们无法预知打开的那些欲望、身体、
性别、身份的无穷组合，是否会是“潘多拉的盒子”。但摒弃这些恐惧，
可以大胆预期，有一种更博大、普世、对生命自由多元的关怀和尊重也
在孕育之中。某种性别对某种性别的压迫只是表象，每个生命个体对
身份政治的妥协才更值得关注：男性是否同样难逃父权话语的桎梏？
在我们成为“男”或“女”之前，我们是否首先都是“人”？如果要得到身
为“人”的认可，我们能否抛开对获得既定性别范畴承认的渴求？
性别，从最初作为对人类最宽泛的归类和描述，逐渐变为现在的刻
板印象和“身份暴力”，随之而来的还有某种简单化、硬性的划分：“总有
一些人被划在正常范畴之外而受到排挤、压迫，而在范畴内的则大多重
复着削足适履的服从文化指令的行为。在这些重复强迫症的行为中，
人们忘却了生命和文化的一些可能性”（宋素凤， ２０１０ ： ９６ ）。
巴特勒所说的一种更为开放的文化和未来，可以是每个个体在弱
化身份归类之后所能期冀的自由生命样态；一并而来的，还有来自于性
别身份固化被解构后的两性壁垒的消弭。这种自由和消弭，以及包括
巴特勒在内的后现代思潮对一切“本质”的拒绝，或许对个体和集体政
治都会带来不确定感的冲击，那是身份规范的日趋松动所导致的归属
感丧失。
然而，诚如巴特勒所认为的那样，有时候这样的麻烦是必要的，它
直指文化的病因以及个人不自由的根源。认识到此，至少开启了改变
的契机（宋素凤， ２０１０ ）：不以自我为中心自塑壁垒，不自以为是而彼此
指责，以一种尊重多元文化及更多生命可能的心态去面对更为开放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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