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5 - 《社会》2015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２

者相差不大。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虽然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在世代与对基
督教信任的关系中发挥中介影响，但这种影响较弱，后文对此将有详述。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的研究依照“世代分析”框架和信任研究的“文化论”思路，经
过数据分析，最终证实了本文提出的三个假设。
从社会结构与“文化论”的角度看，同一代人存在类似的性格模式
和思维模式，在行为上表现出同样的历史类别（曼海姆， ２００２ ）。本研究
表明，改革开放后的开放性、多元性等社会结构特征在新生代对基督教
的信任态度上也得以体现：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任度比“ ８０ 前”高。
从信任生成机制的“文化论”逻辑和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来看，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虽然一直影响国人对基
督教的态度，但在不同阶段，其表现形式不同，由此对不同世代的影响
也各不相同。结果表明，与前辈相比，新生代对这两者的低认同使其对
基督教持更高的信任度。
首先，对于科学主义而言，近代中国的科学主义主要被部分社会精
英接受。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后，唯物主义科学 观战 胜了 经验科学 主
义。同时，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和政治社会化机制，科学主义由之前的
精英意识转变为大众意识，从单纯的科学信仰转变为政治信仰的重要
构成部分之一。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日趋多元和开放。经过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的大讨论，“科学—宗教”二元对立思维的主导地位有所下
降，这在新生代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次，对于文化民族主义来说，近代早期的民族主义表现出明显的
反帝色彩，其主要目标在于反帝救国，更多是被动地以儒家道统对抗外
来的基督教文化。 １９４９ 年后，在阶级斗争和“冷战”的形式下，文化民
族主义以国家意志的方式延续，只不过所依赖的本土文化不是儒教传
统，而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以此对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
化。 １９５７ 年后，基督教更是从政策和实践上都被归入西方资产阶级文
化阵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的民族虚无主义后，我们开始重新寻找民族尊严和国家认同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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