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8 - 《社会》2015年第2期

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及中介机制

响和微观个体转型的变化，而这就存在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新生
代的前辈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后面临的科学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以及
它们对基督教态度的变化，二是虽然中国有不同的国情，但当前的新生
代正处于青年期，随着年龄的增大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他们对基督
教的态度也可能会发生改变。基于此，我们认为，对世代比较的完整研
，
究应兼顾到 犃犘犆 （ 犪 犵 犲 狆 犲狉犻狅犱犮狅犺狅狉狋 ）等因素（ 犢犪狀 犵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４ ），但这需
要时间序列数据的支撑，而本研究所依赖的数据只有通过一次调查获
取的横截面数据。正是注意到这些缺陷和无奈，一如文章的题目，本研
究的问题也仅限于对世代间平面式的亚群体态度差异的比较。
不过，无论什么程度的世代分析，其目的都不止于对现象的描述，
还期望借此透视社会变迁的趋势。虽有众多因素没有来得及在具体分
析时被充分考虑，而且在有关概念操作化等方面还存在或多或少的瑕
疵，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综合新生代对基督教更强的信任度，科学主义
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中介影响和对基督教信任的直接影响均较弱等因
素，这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突显对基督教态度变化的某种趋势。
正如贝拉（ Ｂｅｌｌａｈ ， １９７０ ： ６６ ）指出的那样，现代化不仅包含社会结
构、科学、技术等物质内容，还包括价值、宗教等精神议题。如果现代化
缺乏相应的精神支持，它带来的往往就是破坏，而非建设。对于次生现
代化国家来说，支持现代化的新精神甚至比新的科技更为重要，而这种
新精神需要经历一次现代社会心理革命的洗礼，以期产生出更具包容
性、支持性的社会和人格系统。
考虑到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主流文化与宗教在大部
分时间都保持或紧或松的张力。因此，世代之间对基督教信任的变化
也反映社会日趋多元化后民众对基督教态度的一种逐渐宽容的趋势。
这也正是日趋多元化、高度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大国所应具备的精神
气质。如果我 们 仍 抱 着 原 有的思 维 方 式，以 “科 学—宗 教”、“本 土 文
化—洋教”的角度看待基督教，那么其实质是在文化上将基督教是“洋
教”还是“非洋教”的对抗性认识的再度激活；在政策层面，它可能导致
扶植（中国）宗教对抗（西方）宗教的政策实践。 １５ 正如国家宗教事务局

１５． 参见：李向平，“宗教信仰的国家想象力———兼评‘宗教生态论’思潮”，中国民族报·宗教
周刊， ２０１０－７－２７ ，第 ６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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